再说读书。

朦胧地感到大难之将至，到时候恐怕读不成书了，不如趁它将至未至，拼命多读几本，正如篮球赛快要终场了，双方都要拼命投篮一样。

我对每一本翻开的书说：“你们要寂寞了！”

便用双目紧紧地吻它们，不分昼夜。

四十天内，我温习了五部书，它们是《庄子》《涌幢小品》《殷虚卜辞综述》《中国古代历史新研》《古典新义》，新读了六部书，它们是《殷虚文字集联》《积微居小学述林》《读书管见》《古史零证》《远古文化史》《读金器刻辞》——这一本马叙伦著《读金器刻辞》是我在离开成都之前亦即文革爆发前夕最后购买的一本书。

我读每本书的时候，常常在想：“哪天叫我走呢？这本书能不能读完呢？”

每读完一本书，总是暗自庆幸，仿佛高崖垂下的绳梯我又攀了一段。

我当然希望绳梯不要断，让我一直攀到崖顶。

不过我也深知，这一具绳梯早迟会断的，只是不知道断在哪一本书的哪一页。

人面临着威胁读书，就像都德笔下的那个法兰西小学生读最后一课，对所学的印象特深。

倒是悠闲读书，如吃零食，过嘴便忘。

在这期间，曾经在农场管过我改造的卢德银两次劝我用架架车把藏书拉到古旧书店去卖了，我都一笑置之，心想：“你未免太不了解右派分子了。”

还有一位至今不知是谁的同志，想来也是一条蠹鱼，他托司机曾绍华来商谈购买我的藏书，整卖零卖随我。

我很不悦，对曾绍华说：“你去告诉他，我还在买书。”

最后买的这一本《读金器刻辞》被我抢先读完了，在1966年4月19日我被通知命运已被决定之前。

阿q又一次胜利了。

1966年4月19日下午，省文联人事科长李彬找我谈话，说：“刚才和金堂县委组织部通了电话，已经最后决定，送你回原籍去，可能是到你家乡城厢镇的菜蔬社劳动。

你的档案早已转到县委组织部去了，今后该那里管你了。

到了那里，千万要听话啊。

你是作为退职处理，我们给你退职费五百多块钱，你拿回去添置些家具吧。

记住，还要订一份《四川日报》，好好学习，跟上形势。”

我立即表示愉快服从，决心劳动一生。

在前一日，我因为等待得不耐烦了，已向李彬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快些送我回原籍去。

这份报告，同我九年来写的那些思想情况报告一样，想来还存在我的档案内。

幸好原稿尚在日记本上，我现在读了觉得很真实，不妨摘引结尾一段，向读者老实交代，如下：

我只希望做一个体力劳动者，而且做到生命最末一日。

这个愿望是真诚的。

自我有生，三十五载，还从未作如是想过。

劳动九年，亦未下过如此决心。

以往劳动，虽不嫌脏怕重，看似积极，其实从未立志劳动终身。

每月领三十元生活费，横顺有的是。

有此可依赖，自然会认为劳动不是我的终身事业。

改造不好，此当是一大原因。

今则既下决心，誓不徘徊。

若存一丝一毫苟且恋栈之想，则非圆颅方趾之人，犬？？豬？？视之可也。

岁月不待，农场归来，匆匆将两月矣。

请求领导速决，好去新的岗位。

流沙河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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