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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第1页）

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篇文章的要害，他在1935年2月9日写道：&ldo;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做的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lso;友&rso;。

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

今年就要将一&iddot;二八、九一八的纪念取消，报上登载的减少学校假期，就是这件事，不过他们说话改头换面，使大家不觉得。

&lso;友&rso;之敌，就是自己之敌，要代&lso;友&rso;讨伐的，所以我看此后的中国报，将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

&rdo;&ldo;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

现在也毫不两样，本国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国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

&rdo;致萧军、萧红的信。

‐‐编者

1950年9月，台湾重刊此文时有一段前言。

&ldo;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号《外交评论》杂志刊出徐道邻&lso;敌乎？友乎？&rso;一长文，极受国内外之注意，日本方面，更为重视。

徐道邻因此文之发表而名噪一时，后辞官控告冯玉祥为杀死其父徐树铮主犯案，更为轰动，但当时社会对此文半信半疑，有谓非徐所写而出于布雷先生手笔，且系当局授意。

民国三十九年九月，中央重刊此文，文前有蒋总统之前前言：&lso;民国二十三年秋，中、日局势更趋危急，正进入最后关头，亟思设法打开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嘱布雷同志笔录其详，以此为中、日两国朝野作最后之忠告，期其警觉，克免同归于尽之浩劫。

惟以当时政治关系，不便以布雷名义出之，乃托徐道邻君印行。

近阅是篇，抚今思昔，不禁感慨万千！

特付重刊，以备自反，或仍有助于将来东亚各族之前途乎&rso;！

&rdo;（见《蒋总统集》第二册第2057页）陈布雷在回忆录中说：&ldo;此文之作，盖欲暗示日本以中国决不可屈服，日本决不可不认识东亚安危之至计。

为日本依傍无主之国论辟一新视野，而痛斥其野心军阀之无知，即或未能打消其侵略之妄念，亦冀稍缓其凌逼之气势也。

既发表后，各报竞相转载。

日本之报纸杂志；亦均纷纷转译，颇引起一时之注意。

事后日本方面亦渐有疑此文为当局所授意者，然皆将信将疑，但至少与彼邦主张急进之少壮军阀以一打击云。

&rdo;

侍从室与陈布雷（1）

蒋介石侍从室这一机构，过去是非常惹人瞩目的。

因为，首先它是蒋身边的一个机要部门，得悉最高机密与内幕；其次，它是直接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办事的，权力很大，也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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