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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第2页）

其他湘军军官的发财之道，可以推知一二。

丰厚的薪俸，再加上巨大的灰色空间，使湘军将领，不论清廉与否，都迅速发家致富。

&ldo;故一充营官统领，无不立富，家中起房造屋，水面连舟宗大舟，四出营利，而士卒恒半菽不饱，人心思乱。

&rdo;征战十余年后，湘军将领&ldo;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上殆百数，当领未发之饷辄公输县官，计银动数十万&rdo;。

就是说有十万家产的可达一百人之多，许多人的欠饷后来捐给国家，动辄几十万两。

优厚的兵饷制度造就了大批&ldo;湘军富翁&rdo;。

天京城破之后，大批湘军将领荣归故里，长沙城内顿时&ldo;甲等峥嵘&rdo;、&ldo;簪缨叠起&rdo;，新增&ldo;宫保第&rdo;十三家之多。

曾国荃在长沙也修建了多处房产，像1882年移居的贡院西街住所就是其中之一。

其他将领如郭松林、杨厚庵、卢俊三等在长沙也有多所豪宅。

湘乡一县更是翻天覆地。

如前文曾提到的率军&ldo;惟知掠夺&rdo;的几员大将，如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萧孚泗、张诗日等，无一不是湘乡人。

许多湘乡将领纷纷回乡置田建庄。

除了曾国荃外，黄田乡章合才，官至提督，在白田一带置田六千余亩。

同治三年至光绪三年，建成一百零八间和九十四间的庄园各一栋。

横洲乡陈于同治三年六月独领一军攻入南京，抢劫金银财物，船运至家，置田数千亩，人称&ldo;陈百万&rdo;。

湘潭的郭松林，因战功被封一等轻车都尉，&ldo;出军中获资，置田宅值十余万&rdo;。

临湘人刘，入湘军后，官至台湾道，后革职抄家时，抄出田契四百三十一张，值银六千二百九十两，房产六十间，值银四千五百八十八两。

湖南风俗原本敦朴，耕农之余，游闲甚少。

然自军功绅士成批涌现之后，长沙府县之人则&ldo;衣必绮罗，出必舆马，宴客必珍味，居处必雕几。

故近市镇而拥素封者间亦有之&rdo;。

湘潭&ldo;及寇平，诸将拥资，还博戏倡优相高以侈糜。

尝一度输银至巨万，明日举典商部帖尝之，传以为豪。

&rdo;

湖南士子杨恩寿在其日记中记载过的一件旅途佚事也说明了这一现象：

舟子湘乡人矣，昨夜高仆与之谈乡曲事。

渠盛夸湘乡之以军功得显秩者以千计，并言：某公由负贩起，今则买田万顷矣！

某公由厮养起，今则买田万顷矣。

科甲某公连岁买田不下十万，近犹出重价以购。

接这个逻辑，曾国藩应该成为湖南最大的富翁了吧？并非如此。

就在上述引用的日记中：&ldo;高仆曰：之数人者，皆拔自曾中堂乎？则应曰，诺。

高仆曰，然则中堂之田，不更不可以亩计乎？舟子骤然改容曰，子失言。

子不知中堂固清官乎？依然祖遗之业四百石也。

&rdo;

由湘军起家的这一批新绅士，只有曾国藩一人保持了旧乡绅的道德脸面。

何以如此？

二

再出之后，除了允许曾国荃适当捞钱之外，曾国藩还有一个变化，那就是在人情应酬上花钱比以前周到了，咸丰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家信中他说：

余此次在外，一切俱照旧样，惟于人情应酬上略周到些（如胡中丞丁艰送二百，龙方伯送一百之类，向来所无，此后家中亲戚族人中如有庆吊，亦当致情，望弟先写信告知）。

当年十二月初三日，他按每年惯例，&ldo;付回银一百，寄送亲戚本家&rdo;，另&ldo;附银六十两&rdo;，用于庆吊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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