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的身影中，人们总看见博古。

博古的错误里，最大的又是李德。

李德的另一个翻译伍修权回忆说：“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

国际只允许他有建议权。

但他最后有了指示权、决定权。

那不是共产国际的决定，而是中共中央的决定。

有人说，博古当时抓住李德，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话说得刻薄了一些。

不懂军事向别人请教，无可非议，哪怕被请教者是个外国人。

如果仅仅如此，也许中国革命史和博古、李德的个人历史，会有另外一种写法。

起初的确局限于请教。

但后来则想把自己的某些东西塞到里面。

借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招牌、借共产国际的身份帮助自己压台，压人。

于是李德变成了钟馗，用他来“打鬼”

——威吓那些在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坚持红军独特战法的人。

首当其冲者自然是毛泽东。

当时的左倾中央，无一人想起要向苏区中自己的同志请教。

1929年，李德刚刚成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名学员，彭德怀、林彪等人已经完成了他们那段最艰难困苦的战争实践；1932年春天，李德从军事学院毕业，江西革命根据地已经完成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毛泽东军事路线已经完全形成。

为什么不信任自己的将领、自己的理论，偏要请来一个李德呢？

从地理气候上说，中国经常是东南暖湿气流与西北干寒气流的交汇地点。

1931年这两股气流在上海碰撞得分外猛烈：新加坡生成的热带台风卷走了牛兰夫妇，西伯利亚南下的强劲气流却把奥托·布劳恩送到了中国。

历史链条的某些环节，总由一些既五光十色又啼笑皆非的怪圈组成。

没有那个倒霉的共产国际信使在新加坡被捕，本已曲折艰难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又何用再添上一位李德。

要说命运的话，这是李德的命运，也是中共的命运。

二、彭德怀·蔡廷锴·宋美龄

第五次“围剿”

中蒋介石三遇其险。

一遇于彭德怀。

二遇于蔡廷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