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再进一步分析，地方官员这样做是经过仔细的利益算计的。

本来天灾难免，政府并没有太大的责任，而强行火化尸体，将死者家属的愤怒引向政府，看起来很不合算。

但具体办事的官员自有他的考量。

他们害怕死者亲属拿&ldo;死人压活人&rdo;。

当一些死者的亲属看到亲人尸体被挖掘出来的惨状，或许会产生不理性的行为，拿尸体要挟地方政府。

这不是没有可能，当真如此则当地政府短时间内会面临巨大的压力；而将死者尸体焚化，家属再愤怒也无法凭借尸体来占据悲情高地，善后的主动权就在政府手中了。

至于从长远考虑，这样的行为伤害死者亲属的感情，违背公序良俗，给本来就脆弱的政府公信力造成雪上加霜……被主事官员罔顾了。

因为，这样的伤害对处理事件的官员本人来说，好处远远大于害处。

这就是&ldo;饮鸩止渴&rdo;式的维稳方式盛行的根本原因。

止的是办事官员自己的&ldo;渴&rdo;，伤害的则是社会道德和政府公信力这两块&ldo;公共牧地&rdo;。

拿&ldo;死人压活人&rdo;乃弱者不得已

笔者的故乡湘中一带，农村里有着&ldo;打人命&rdo;的传统。

如果一个妇女因家庭纠纷服毒自杀，娘家宗族会聚众而来，不许尸体下葬，并借此大闹，往往搞到婆家倾家荡产。

这种做法当然是违法之举，不是什么值得发扬光大的传统。

但如果考虑到这种风俗形成的历史过程，我以为应予以理解和同情。

在传统中国社会，女人的地位是很低的，出嫁后受婆婆虐待遭受丈夫的暴力并不少见。

女人权益的保护不是靠法律，而是靠娘家的势力。

一个女子因为家暴服毒自杀后，法律很难为死者主持公道，往往只能由娘家的宗族出面大闹一场，给婆家以惩罚。

用现代法治眼光来衡量，这种行为是野蛮的，庶几近乎私人复仇。

可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来看，这种方式确实能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一定程度让对妇女实行虐待的人有所忌惮。

拿死人压活人，这种与现代法治精神不合的救济方式，不独在民间社会有，同样也存在于庙堂。

明代嘉靖初期的&ldo;大礼议&rdo;便是如此。

明武宗正德帝死后，无后嗣，也无亲兄弟，于是武宗的叔父、封藩于湖北安陆的兴献王之子朱厚熜‐‐武宗的堂弟，按照礼法过继给死去的大伯孝宗为子，入承大统，是为嘉靖帝。

可嘉靖帝登基后不久，就要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帝，而称孝宗为皇伯父。

这样一来，孝宗就意味着绝后了，帝系发生了转移。

满朝多数文官决定站出来捍卫礼法，于是一些官员跑到左顺门前大哭，高喊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庙号和孝宗的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