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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第2页）

11月1日，北平《文艺月报》出版第3期后遭查禁。

11月13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令将全国邮电检查事宜改归调查统计局（即臭名昭着的&ldo;中统&rdo;）管辖，并附邮电检查施行规则。

11月，国民党当局先后派人破坏、捣毁上海艺华影业公司、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神州国光社、光华书局及承印英文《中国论坛》的勒佛尔印刷所等，并散发恐吓信。

鲁迅的《二心集》在浙江率先遭查禁。

1934年：史量才以身殉报

从1月7日起，《大公报》开辟了《星期论文》专栏，每周日由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执笔，评论世事时局，开创了民间报纸与学界结合论政的新形式。

第一篇是胡适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

直到1949年5月，15年间《大公报》共计发表750篇星期论文，200多位作者中以大学教授为主，左中右俱全，真正体现了《大公报》兼容并包的气度。

当年12月9日，胡适为《大公报》撰写了《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借题发挥，要求当局明令全国，保障一切&ldo;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rdo;的结社与言论，&ldo;释放一切因思想或言论犯罪的拘囚；并且应该明令一切党政军机关不得因思想言论逮捕拘禁人民&rdo;，&ldo;取消一切钳制报纸言论与新闻的机关&rdo;等。

此时，《大公报》的声望已如日中天，然而他的新闻、言论常常引起当局的不满，又是&ldo;警告&rdo;，又是办事处差一点被捣毁，特务制度、新闻检查制度让&ldo;矮人国&rdo;里的&ldo;巨无霸&rdo;头疼不已。

胡政之读了胡适&ldo;痛快之至&rdo;的文章，欣然表示&ldo;彼此共同负责&rdo;，并&ldo;为文作桴鼓之应。

&rdo;胡政之们和胡适之们联手争取言论自由的时代，无疑正是近代中国民间报纸与知识界结合的黄金时代。

2月10日，杜重远等继续举起《生活》周刊的&ldo;火炬&rdo;，创办《新生》周刊，成为《生活》的后身，发行量最高达10万份。

2月19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通令查禁149种文艺书籍（涉及28位作家）。

从25日起，章锡琛先生挺身而出，由开明书店领衔，26家书店先后两次联名请愿，要求&ldo;体恤商艰，从轻处置&rdo;。

他和夏丏尊还给蔡元培、邵力子写信，要求&ldo;解除禁令&rdo;。

夏衍称&ldo;1934年是军事&lso;围剿&rso;和文化&lso;围剿&rso;最严酷的时刻，开明书店的这一义举，现代出版史上也应该大书一笔的。

&rdo;

2月28日，小说家沈从文写下《禁书问题》一文（发表在3月5日的《国闻周报》上），对禁书提出质疑，他更痛心的是&ldo;在当局群彦中，竟无一个人能指出它的错误，实为极可惋惜的事情&rdo;。

3月20日，上海26家书店得到的批复是：&ldo;一、切实执行前令严予禁毁，以绝流传者30种；禁售者30种；三、在剿匪严重时期内暂禁发售者31种；四、需加删改方准发售者22种；五、准予暂缓执行查禁者37种。

&rdo;结果导致了臭名昭着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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