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周作人的默无声息的沉思中，不也迸放着这种苦涩的预言么?读他的文章，便想起寺庙中的僧侣，悠然平和之中，何尝没有大悲苦于斯?不过是没有跳入尘世，与俗界周旋而已。

入世苦，逃世也苦，这是人生的无奈。

我觉得周作人对人生幸福的怀疑，其程度并不亚于鲁迅。

1923年7月，他与哥哥分手后，曾写过《寻路的人》一文，读起来，便很有难言的苦涩：

我是寻路的人。

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

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单独意识着罢了。

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

但说起来去挣扎着，实际上并不敢像鲁迅那样决然地前行着。

所以文字中有时又不免多一点遁世的逍遥。

《雨天的书》的自序云：

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

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

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

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

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

周作人的语言看似平淡，但毕竟还可品出其中隐含的无奈与自娱。

那时候他已与鲁迅分手几个月了，内心的创伤，也不必言说。

家事国事系于一身，除了无奈中的自娱，似乎并无更好的选择。

这是真正的大悲哀。

但我以为他的写作状态，毫无俗态，至少那种不漫不躁的境界，倘不是高雅的修炼，殊难做到。

所以，我很佩服他的这种状态，这是普通人做不到的。

浅薄的人做这种文章，易流于俗，而他确是达到了一种境界。

把苦涩的变成甜意，将阴郁转变为明快，不是高人，很难为之。

明代文人的小品，有一种这样的调子，但决无周作人那样冲淡。

这是只有在西方文明与东方文化中沐浴数十年才会有的大境界。

这恰好和鲁迅的风骨相互映照，耸立着两座奇异的峰峦。

现代文人直面苦难时，都会遇到这两人的难题。

他们无意之间，为后人应付人生困境，留下了两道无法超越的精神范式。

1920年底到1921年9月，周作人大病一场，这对他的精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