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鲁迅结识了自己的学生许广平，开始了通信的交往。

这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

如果不是这位女性在他的生活中出现，他后半生的状况，或许更坏。

一个多月后，鲁迅与许广平的情感由师生渐向情侣的方向发展，随后不久，双方都投入了热恋之中。

这时鲁迅已是人过中年了。

他似乎已没有了青年的激情。

那是成熟的生命之爱，在近于死亡了的爱欲的土壤里，所生长的，是苍绿的新芽。

被强烈的传统所压榨的鲁迅，带着沉重的历史重负，果敢而艰难地迈出了爱的一步：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13]

鲁迅的这一选择，透着苍凉的悲壮，也带着雄浑的生命内驱力。

1926年，他的南下，实在是爱情的缘故。

他们预计暂时分手一段时间，再投入新的生活。

我一直觉得，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是他一生中最充满自由感的人生之举。

拖着历史的长影，从旧的牢笼中奔跑出去，这对他，是何等艰苦而辉煌的抉择!生命是需要爱抚的，没有爱的婚姻，是人间最大的不道德。

我们现在读《两地书》，便可感到鲁夫子的沉重和可爱。

这用血和泪换来的人性的苏醒，对鲁迅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但鲁迅的事情却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风波，文坛上围绕鲁迅的私生活，时有讽刺之语。

1928年，一位署名周伯超的人，给鲁迅写了这样一封信：

鲁迅先生：昨与&tis;&tis;&tis;&tis;&tis;&tis;&tis;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后学闻之大愤，与之争辩。

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彼二人时以为笑谈资料，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

后学为崇拜先生之一人，故敢冒昧陈言，非有私怨于&tis;&tis;二人，惟先生察之。

敬颂

著祉!

后学周伯超上言[14]

中国人向来好从人的私生活上做文章，欲把一个人搞臭，多以两性的关系入手，所谓马路新闻、花边消息云云，其无聊，已近于发指地步。

这是世俗人的劣性，殊不为怪。

但文人们对鲁迅此举的干涉，便匪夷所思了。

高长虹等人对鲁迅的攻击，如今看来，可笑得很。

但最为令人难解的，是周作人对鲁迅的婚姻选择，持一种蔑视的态度。

在他看来，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乃色情心使然，系旧文人纳妾之举。

一贯主张个性自由和健康的性道德的周作人，此时竟不容忍于自由恋爱的人生之旅，想起来，很是令人费解。

舒芜先生在《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中，曾例数周作人在爱情婚姻上对鲁迅的诸多讽刺，颇为详备。

周作人在《中年》、《志摩纪念》、《周作人书信&iddot;序言》、《论妒妇》、《责任》、《蒿庵闲话》、《家之上下四旁》、《谈卓文君》、《记杜逢辰君的事》、《十堂笔谈》等文章中，不指名地挖苦鲁迅多妻、纳妾、色情等等，这样的恶语，在他一生中是少见的。

例如，1930年4月17日发表于《益世报》上的《中年》云：

世间称四十左右曰危险时期，对于名利，特别是色，时常露出好些丑态，这是人类的弱点，原也有可以容忍的地方。

但是可容忍与可佩服是绝不相同的事情，尤其是无惭愧地、得意似地那样做，还仿佛是我们的模范似地那样做，那么容忍也还是我们从数十年的世故中来最大的应许，若鼓吹护持似乎可以无须了罢。

我们少年时浪漫地崇拜好许多英雄，到了中年再一回顾，那些旧日的英雄，无论是道学家或超人志士，此时也都是老年中年了，差不多尽数地不是显出泥脸便即露出羊脚，给我们一个不客气的幻灭。

这有什么办法呢?自然太太的计划谁也难违拗它。

风水与流年也好，遗传与环境也好，总之是说明这个的可怕。

这样说来，得体地活着这件事，或者比得体地死要难得多，假如我们过了四十却还能平凡地生活，虽不见得怎么得体，也不至于怎样出丑，这实在要算是侥天之幸，不能不知所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