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并不认为文学又如何了不起。

过去，我们在文学肩膀上放置的东西太多了，太重了，它承担不起。

什么作家应该是民族的良知、时代的守夜人、民众的灵魂等等，这些要么就是社会强加给作家的，要么就是作家在自我膨胀。

作家固然应该有良知，但每个人都应有良知啊！

不能说谁是作家，就应对他有特殊的道德要求。

作家你想放弃良知也行啊，你自己准备接受自己的道德审判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好了。

谁没有良知都会受到谴责，不同的是平常人没有良知不会有很多人知道，作家如果通过作品表现得寡廉鲜耻，等于给自己作了负面广告，自然会引得大家谴责。

伊渡：你的长篇小说《西州月》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就是西州市的老地委书记陶凡。

这个人物是一个诗意的政治家的形象。

他除了人格上的正直坦荡，也有出色的政治才华。

我感觉到你在写出他的韬略智慧，在官场上的审时度势、进退攻守，写出他的虎气龙威的同时，更赋予了他一种中国古典文人的诗人气质。

他有一叶知秋的政治敏锐，也有叶落悲秋的诗人气质。

你用词中&ldo;赋&rdo;的手法来敷染铺陈，用一种一步三顿的舒缓节奏塑造了这样一个极富中国古典美学意蕴的政治家形象，使这一形象具有了中国丝竹音乐般的细腻丰满和诗的意境。

这种诗人政治家的形象应该是你对当代小说人物画廊的贡献。

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陶凡这个人物不可亲近。

他的内心有很深的、不可言说的寂寞，但没有一个人能真正了解他，能深入到他的内心。

他与后来成为他的女婿的秘书关隐达之间的交流已经是最深的了，可我们看到那又是多么有限，仅仅限于对官场情势的领悟和把握。

如果把官场从陶凡的生命中抽离，我怀疑他会不会一无所有，无论是他内在的精神世界还是外在的物质世界。

王跃文：你的理解没错。

陶凡是一个悲剧人物。

对这个人物我是有过很深的思考的。

中国的官场文化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只有中国这个土壤里才会产生这种政治文化。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积极的东西，而是漫长的中国社会人治和专制历史的产物，是中国特有的权力支配下政治文化的一种表溢形式。

它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的权力意识、个人崇拜。

这种官场文化，加上一直得到统治者倡导的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必然对知识分子人格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

学而优则仕之后，知识分子在官场中至少会产生两种类型：一种是所谓的清官，像海瑞、包拯，他们没有私心，有干才，有胆识，能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以民为本、为民做主，被老百姓视为&ldo;青天老爷&rdo;；另一类就是贪官、昏官，比如现在电视剧里塑造出的和珅的形象。

坦率地说，中国的社会政治形态虽然不断地更新变化，中国社会的人治色彩并没有减弱多少，所以民间的&ldo;清官期待&rdo;和&ldo;清官崇拜&rdo;情结仍然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