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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第2页）

第六，陈宝琛认为此案的动机也有问题。

周五因为朱彪诱拐了刘王氏而起杀心，沈鲍洪怕被朱彪看破奸情而起杀心，两个人都想杀朱彪。

为什么他们在江宁遇到朱彪后还很高兴，还商量好入伙行窃？准备行窃的时候，为什么又乘朱彪离开时，突然密谋将他杀害？况且，朱彪把刘王氏的藏身之所告诉了周五，周五马上就能找回刘王氏，仇恨应该消解才对。

除了针对案情本身的疑问外，陈宝琛觉得案子复审过程中也有三个疑点：

其一，告发真凶的李大凤并不是朱彪的近亲，而证实和州并没有薛春芳其人的曲学和、曲惠春叔侄，以及指控胡金传严刑逼供的张克友却是该案的利害相关人，他们的供词，就百分之百可信吗？李大凤要为亲戚申冤，为何不在案发当时，而是行窃被捕后？曲学和要为兄弟申冤，为什么四年前不站出来？

其二，许嘉福认定杀人的篾刀是他的。

可是，篾刀是民间寻常物品，江南谁家没有？他怎么就认定那是自己的刀？

其三，关键证人方小庚，只是个市井游民，四年前可以被胡金传威逼利诱，胡乱供述，今日也可能被其他人威逼利诱，反过来指控胡金传。

复审的人证、物证是否可靠？

综合上面的种种疑问，陈宝琛认为，朱彪被杀一案，究竟是不是四年多前的三牌楼命案，还有待详细、认真地审理。

可是，刘坤一即将卸任，又刚刚被李郁华弹劾，新任总督左宗棠到任还需要一段时间，如果案件拖延太久，恐怕节外生枝；如果案件让江苏省官员重审，又难免会受到原审势力的影响，不能还原事实真相。

所以，陈宝琛奏请朝廷，派遣精通司法刑狱的钦差大臣前往江南，重新审理光绪三年和光绪七年的这两件案子，详细梳理人证、卷宗，查明真相。

应该说，陈宝琛的奏折，说了一些有利于洪汝奎、刘坤一的话，但总体上是比较客观中立的，他严格从案子本身出发，呼吁由相对超脱、独立的钦差大臣接手调查真相。

慈禧太后对他的奏折也很重视。

第三天，也就是十二月初八，朝廷命令理藩院尚书麟书、刑部侍郎薛允升为钦差大臣，火速前往江宁查办三牌楼案。

麟书、薛允升两个人不敢怠慢，于光绪八年（1882年）正月十八日抵达江宁，开始履行职责。

当时，三牌楼案已经闹得朝野皆知，东南一带更是众说纷纭。

麟书、薛允升充分知道此案的敏感性，不敢掉以轻心，沿途概不见客，谢绝一切酒席礼物，并对属员严加约束。

抵达江南之后，两位钦差大臣迅速设立钦差行辕，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十九日，就不顾旅途劳顿，调取三牌楼全案的卷宗开始研究；第三天，正月二十日，洪汝奎、孙云锦、单之珩、严等人投案；从二十一日开始，钦差大臣提讯全案人犯。

审讯的时候，行辕里面站堂、执行的人都是直接从刑部带来的书吏和差役。

江宁本地的差役只在外面伺候，没有一个人进入大堂。

这就尽可能地避免了受当地势力的影响。

在这期间，除了新任两江总督左宗棠到钦差行辕进行礼节性拜访，麟书、薛允升二人和左宗棠寒暄了几句外，其他官员，包括巡抚、将军、总兵，钦差行辕一概挡驾。

可见，两位钦差大臣做事是相当谨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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