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即放下手头的工作，立即赶到了铭星律师事务所。

赵星奇将那份意想不到的裁定递给我。

我首先看了一眼审判长的名字：程永顺。

时间是2001年5月14日。

这张裁定书也不过那么几行字，但是我却看得极慢：

&ldo;本院经审查认为：方便当事人诉讼，方便人民法院审理……&rdo;这就是&ldo;两方便&rdo;，然后就作出了这样荒谬的&ldo;方便&rdo;裁定：&ldo;本案移送张建伟所在地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rdo;。

我无法理解：&ldo;这叫什么&lso;方便&rso;？这明明是在刁难我们嘛！

岂有此理！

&rdo;

我的律师沉默不语。

我问他下一步该怎么办，他说只有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了。

从张建伟上诉管辖地的时间来看，他应该是在让律师给我写信，提出要来沈阳和解的同时，就开始上诉打管辖权了，他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呀！

由此看来，他根本没有任何诚意要和解，他们只不过是试探着我的虚实而已。

我们有种被耍弄了的感觉，心里感到很是窝囊。

这期间，还有一件更让我生气的事情。

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这个裁定下达之后，张建伟好不得意地告诉人家，知道了吗？官司拿到天津打了！

这一回看刘元举还有什么张逞。

我怎么也想象不到他竟会是这种小人得志的样子。

原本看到了春天的希望，现在一片渺茫了。

赵星奇说，只能去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了。

他慎重地强调了一个法律词汇：&ldo;申诉，&rdo;而不是上诉。

申诉与上诉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管辖地这类问题的申诉意味着一种无望。

因为，在他的律师生涯中，凡是这种因管辖地而申诉的能够得到如期结果的，简直是微乎其微。

但是，即便有一线希望和可能，也不能放弃。

到了这个份上，就得豁出去了。

真正的无助感，是体现在我第二次踏上去北京上告的路上。

还是坐的夜车，是七月一日党的生日这天。

我不是有意选择这样一个日子，只是因为这个日子休息，有几天假。

我不能因为打官司而影响工作。

到了北京是7月2日的早晨。

一夜的火车哐哐当当，怎么也睡不着。

下车后，没有胃口吃早饭，就直奔最高人民法院而去。

最高人民法院在什么地方不清楚，只能乘上出租车，被送到了那里。

楼很威严，高悬的国徽更加威严。

大门口有站岗的，挺得笔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