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闲话，且不去管它。

总之一句话，我认为，文化和语言的基础或者源头就是思维模式，至于这一套思维模式是怎样产生出来的，我在这里先不讨论，我只说一句话：天生的可能必须首先要排除。

专就语言而论，只有西方那一种分析的思维模式才能产生以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等为首的具有词类、变格、变位等一系列明显特征的印欧语系的语言。

这种语言容易分析、组合，因而产生了现在的比较语言学，实际上应该称之为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这一门学问。

反之，汉语等和藏缅语系的语言则不容易分析、组合。

词类、变格、变位等语法现象，都有点模糊不定。

这种语言是以综合的思维模式为源头或基础的，自有它的特异之处和优越之处。

过去，某一些西方自命为天之骄子的语言学者努力贬低汉语，说汉语是初级的、低级的、粗糙的语言。

现在看来，真不能不使人嗤之以鼻了。

现在，我想转一个方向谈一个离题似远而实近的问题：科学方法问题。

我主要根据的是一本书和一篇文章。

书是《李政道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文章是金吾伦《李政道、季羡林和物质是否无限可分》（《书与人》杂志，1999年第五期，页4146）。

先谈书。

李政道先生在本书中一篇文章《水、鱼、鱼市场》写了一节叫做&ldo;对21世纪科技发展前景的展望&rdo;。

为了方便说明问题，引文可能要长一点：

一百年前，英国物理学家jj汤姆孙（josephjohnthon，1856‐1940）发现了电子。

这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的物理思想，即大的物质是由小的物质组成的，小的是由更小的组成的，找到最基本的粒子就能知道最大的构造。

（下略）

以为知道了基本粒子，就知道了真空，这种观念是不对的。

（中略）我觉得，基因组也是这样，一个个地认识了基因，并不意味着解开了生命之谜。

生命是宏观的。

20世纪的文明是微观的。

我认为，到了21世纪，微观和宏观会结合成一体。

（页89）

我在这里只想补充几句：微观的分析不仅仅是20世纪的特征，而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的特征，20世纪也许最明显、最突出而已。

我还想从李政道先生书中另一篇文章《科学的发展：从古代的中国到现在》中引几段话：

第55章学习大师的风范‐‐谈赵元任先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