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各种不同原因，此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特征，当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于英联邦的大多数成员国中。

在先前被征服的民族中，那是因为过去被武力强迫才加入英联邦的历史经历在心理上留下的后果。

而在那些晚近才由欧洲移民成立的成员国中，则也产生了迷恋过去的感情‐‐这在美国和温和1莫卧儿帝国末期统治者（1658‐1707年）。

‐‐译者

1英国议会于1774年通过的魁北克法令，规定使用法国民法，并保证罗马天主教教会有信仰自由。

这种信仰自由原已在1763年2月10日的巴黎条约获得允许。

2责任自治政府制是1838年草拟的德拉姆报告（durhareport）中建议的，并在埃尔金勋爵任总督期间（1847‐1854年）实施。

的南美&ldo;abc&rdo;共和国3也同样显而易见‐‐在一个新国家里对创业的先驱者往往会产生此种感情。

操英语的和操法语的加拿大人是这样，操英语的和操荷兰语的南非人也是这样，都强烈地希望由他们自己去培育他们的那些嫩芽初绽的花园。

在澳大利亚，同样的感情‐‐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甚至更为强烈，原因是澳大利亚在更大程度上暴露于日本旭日的骄阳照射之下。

新西兰的处境尽管同样不安，它却采取了相反的路线：加强同联合王国的关系，并主张通过国联这个机构有效地贯彻集体安全原则。

至于操英语的加拿大人，尽管他们以自己是英联邦的成员国而自豪，并因此而在西半球占有特殊地位，但他们却和他们在美国的北美洲邻人们一样，倾向于认为自己当然有1

权利保持不卷入欧洲纷争的巨大自由权。

至于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如要取得与加拿大人同等程度的安全而无需害怕来自亚洲的侵略威胁，那就谈不上是一种固有的权利，只能说是遥远的愿望，因此，他们充其量只能自我安慰，徒劳地希望日本在侵略中国之后会适可而止，不至于欲壑难填。

在此同2

时，某些印度和缅甸的民族主义者所抱的希望则与此相反。

他们惶惶然既同情于在中国受帝国主义之害的亚洲同人，也赞成另一些在日本的亚洲同人，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如果证明为它向统治亚洲各族人民的欧洲主人进攻的前奏，那末这次侵略是可以宽恕的。

这些头脑发热而又目光短浅的印度和缅3

甸爱国者看不清日本给予的33&ldo;解放&rdo;到头来很可能竟是亡国的同义语，而对中国作为惩处所施行的那一套又很可能作为桨赏而施之于他们。

当然还有一些更理想和更有说服力的同样考虑也在发生作用。

特剔是在爱尔兰和南非，有一股强大的思潮（也影响着联合王国）认为，凡尔赛条约是战胜国不公正地强加（用希特勒的话来说是&ldo;强制命令&rdo;）于战败国的，因此，前战败国为解脱此种束缚而作的任何努力都是值得同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