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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第2页）

换一角度，我们如若把它当做一个&ldo;现代现象&rdo;，那么，引起下文所示的一系列&ldo;现代反应&rdo;，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二、政府职权加强，又一个共时现象

世界历史上的&ldo;共时现象&rdo;，曾经引起历史学家很大的兴趣。

但可能争论最大，对我们来说也最有意义的，就是十八世纪这次了。

[10]

十八世纪，中国与西方世界&ldo;共时&rdo;的，在人口增长之外，还有政府权力的加强。

在西方，随着&ldo;工业革命&rdo;的发生，政府的权力明显地加强了，这已是不争的史实。

但在中国，相比之下，这段历史却不太为人注意。

在一般的清史著述中，十八世纪政治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ldo;中央集权的加强&rdo;、&ldo;赋役改革&rdo;、&ldo;整肃吏治&rdo;，以及&ldo;反贪污&rdo;这几件事了。

这种状况自萧一山《清代通史》以来，几十年来几乎就没有多大改变。

这与史实相去甚远。

现有研究表明，清代在圣祖发现人口问题之后，经过康熙（后期）、雍正、乾隆三朝，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即公元1700‐1750年代），围绕这一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对策，从而构成了政府政策上一个极具连续性的、空前活跃的和充满生气的时期。

康熙以来的有关想法，表现出了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即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的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而非限制人口的增长；其后洪亮吉的人口思想并没有逸出这个主流之外）。

据说，以（发展）经济为主导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是兴起于十九世纪的西方。

[11]这样看来，我们怎能说清代的人口思想就是一个&ldo;传统&rdo;的产物，而不符合&ldo;现代&rdo;的标准？

中国本具有前现代国家罕与伦比的政府与官僚组织，又值国力鼎盛时期，全力在各省推行劝农政策的结果，直接带动了政府权力的扩张。

这是一段为中外学者&ldo;忽略&rdo;了的历史，但它却是中国史中一次重要的&ldo;脉动&rdo;，并与二十世纪（而不仅仅是十九世纪）的&ldo;大政府&rdo;现象直接有关。

扩大地方官员职责，必然要增加他们的行政负担，而一州一县地方广阔，事务繁多，非州县知事一人所能身任。

但中国自秦、汉形成一统天下的中央集权以来，二千年间，作为基层政府的州县数目只有很少量的增加，官员数量也无大的改变，可是全国人口已增加了若干倍，这就使地方政府不胜负担。

针对这种现象，清代雍正、乾隆以来，屡次有人建议增设职官数额，设官专司农事（如设巡农御史）等。

可惜的是，有清一代只是有限地增设了职官和增加了官员人数，而主要依靠州县本身职权的加强来满足其行政需要。

中国政府官员的大量增加，是在清亡以后的二十世纪，但应看到，十八世纪这一要求已经产生，改变的根苗已经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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