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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第1页）

当御极之初，如从宽好名之习，不能去诸怀。

……比年阅事既多，深知为治必出于大公至正，斯久而无弊。

……十五年来，无时不以敬天法祖为心，无时不以勤政爱民为念，无时不思得贤才以共图政理，此可无渐衾影者。

人苦不自知，惟工作过多、巡幸时举二事，朕侧身内省，时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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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述往事，对&ldo;从宽好名之习&rdo;，仍&ldo;不能去诸怀&rdo;，并征引&ldo;工作过多&rdo;、&ldo;巡幸时举&rdo;几事，予以自责。

虽其中也不无一二自我辩护，及归罪臣下之意。

这一种想法可谓由来已久，乾隆元年正月丁酉谕：

朕思我皇考世宗宪皇帝诚求保赤，有孚惠心，蠲免额征，宽减浮粮，……而民生犹不得宽裕者，大率由督抚大臣不能承宣德意。

按说，在这样的&ldo;体制&rdo;之下，皇上有了过失，不是不可以下&ldo;罪己诏&rdo;的。

乾隆十三年就粮政问题，上谕&ldo;朕既知初意之失&rdo;云云，已与&ldo;罪己诏&rdo;相去无多。

但这乃与国家政体有关，在一般情况之下，也只有怪罪臣下&ldo;奉行不实&rdo;了。

从许多事例来看，这也近于当日实情，尽管其中也不免存在一些错怪之处。

御史欧堪善在乾隆十二年十二月的奏摺中说，政令行之善则民享其利，倘而奉行不善，则法立弊生，恤民者每为病民之具。

[64]在粮政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地方官员不愿采买，不愿存粮，并不愿劝谕捐监‐‐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说来好笑，其一竟出在政府组织之内，甚至在于执行过程中的一些&ldo;技术细节&rdo;之上‐‐难怪皇上想起了就不高兴，那些个&ldo;失败&rdo;，不归罪他们，该怪谁呢！

而&ldo;奉行不善&rdo;，正是官僚的一种沉默的&ldo;抵制&rdo;。

&ldo;下治上&rdo;，恐怕是任何皇帝都不能不面对的现象，历史上不知多少帝王都&ldo;栽&rdo;在了这个上面。

因此乾隆皇帝对粮政及其它方面的种种&ldo;失败&rdo;，就不能不抱有某种&ldo;若有所憾&rdo;的心情，后来他在《御批纲鉴》（卷六）里写道：

孔子以子产为古之遗爱，而称其使民则曰义。

今观其初政，固非以煦煦为爱者矣。

惟能行其义，所以卒成其爱，不然民之不慢者几何？

颇有点后悔自己当日的行为，致为人所&ldo;欺&rdo;似的。

所以他常常就不给那些大臣好脸子看，其后又屡兴大狱，据说&ldo;乾隆六十年中大学士尚伺供奉诸大员，无一人不遭黜辱&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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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皇帝开始不断地&ldo;整饬&rdo;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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