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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1页）

[19]参见高王凌：&ldo;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rdo;，（美）《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

[20]参见汪晖：&ldo;重读《孟子字义疏证》&rdo;，《清华历史讲堂初编》，页309。

[21]参见高王凌：&ldo;清朝统治的满洲特性&rdo;，2010年2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ldo;满族历代社会与宗教&rdo;研讨会论文。

[22]据吕思勉先生说，宋儒论治，但欲以古为法，遂至欲复井田封建，实具有&ldo;彻底改革之精神&rdo;（皆欲大变现局）；并此原理而不认者，必为庸俗之宋学家矣（《史学与史籍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页568），&ldo;彻底改革&rdo;，当然就增加了它实现的困难。

[23]据说，世宗皇帝屡屡鼓吹儒释道三教同源，&ldo;尝告近臣曰：朕欲治世法十载，然后开明释法&rdo;（《啸亭杂录》卷1）；并在宫内养着一批和尚、道士，甚至参与机密情事，如国师文觉日伺宸扆，参密勿，上倚之如左右手。

传闻隆、年之狱，阿、塞之死，皆文觉赞成。

今上登极，皆放还山（萧奭：《永宪录续编》）；又，据梁启超云：康熙末，耶稣会党太子，喇嘛党雍正（《清代学术概论》，蒋方震《序》，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御批纲鉴》（卷101）云：&ldo;方外之人，经涉世务，鲜有不生衅滋事者&rdo;。

[24]《朗潜纪闻&iddot;三笔》卷1：国初，太常寺乐官用道士承充。

乾隆间，高宗特谕廷臣：二氏异乐，不宜用之朝廷。

乃别选儒士为乐官（遂有&ldo;乐部&rdo;之设）。

又，乾隆五年敕部定议，嗣后正一真人不入班行，授秩五品；乾隆三十一年，重定为正三品。

[25]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己酉谕，《高宗实录》卷352；又见《朗潜纪闻&iddot;二笔》卷9《任啟运受两朝礼遇》。

[26]《啸亭杂录》，中华书局，北京，1980，页15-16；《朗潜纪闻&iddot;二笔》卷8：&ldo;乾隆朝举经学，顾（栋高）、陈（祖范）、吴（鼎）、梁（锡屿）四君，同授司业&rdo;（即乾隆十四年事）；敕将梁锡屿所著经学，翰林、中书各誊写一部；吴鼎所著书，奉谕著录四库。

&ldo;圣朝尊经重道，疏逖不遗，宜乾嘉后朴学蔚兴，继四先生而起者，家许、马而人郑、孔也&rdo;。

[27]余英时语。

[28]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页477。

[29]《郎潜纪闻初笔》卷9《乾隆初年太学得人之盛》。

[30]关于十八世纪经世学派，参见高王凌：&ldo;18世纪经世学派&rdo;，《史林》2007：1；根据这一种新的近代史观，中国从十八世纪（不是&ldo;鸦片战争&rdo;，更不是二十世纪以后），就开始她的&ldo;现代化&rdo;建设了。

尽管其努力还很不够（否则岂不成了英国一类的&ldo;先发国家&rdo;）。

为此戴逸曾表示，可能还存在第三个方面，即开始了各国疆土的武力开拓（这点可称之为新的民族国家的建设），参见见高王凌：&ldo;刘松龄：最后的耶稣会士&rdo;，《中国文化研究》2006：4，页170。

[31]曾国藩《家书》中云：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辞章之学。

各执一途，互相诋毁。

大约是受唐鉴&ldo;为学只有三门&rdo;之说的影响。

以后又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

至咸丰元年，始增加第四科&ldo;经济之学&rdo;。

[32]在《皇朝经世文编》中，所收陈宏谋的文字仅次于清初顾炎武；在魏源笔下，他不但是十八世纪的中流砥柱，也是十九世纪经世学的开路先锋，参见罗威廉（williat&iddot;rowe）：savgtheworld：chenhongouandelitenscionesseighteenth-centurycha（《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1；胡明辉：&ldo;十八世纪在近现代中国史的枢纽位置&rdo;，页135；据说。

曾国藩也把陈宏谋奉为讲&ldo;经济之学&rdo;的楷模，&ldo;立意崇尚之&rdo;，《晚清经世实学》，页320。

[33]参见《书目答问二种》，页277-278。

[34]陆燿，乾隆十七年举人；十九年，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后官至山东布政使、湖南巡抚，卒于任所。

乾隆四十年，汇集清初迄乾隆间诸儒有裨经世之文为一编，题为《切问斋文钞》，凡三十卷。

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经世思想，既有内在的修身养性，也有外在的经济事功。

如置于全书之首的&ldo;学术&rdo;部分，内容涵盖了立志、学风与治学、读书、师道诸多方面，主张学术要与当今社会联系在一起；反对空谈心性、反对琐碎之考据、反对揣摩应举的辞章之学。

&ldo;财赋&rdo;部分则涉及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如田法、生财理财之策、赋役征收、漕运、钱粮、钱法盐法等等。

这样的编排方式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使&ldo;经世&rdo;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它也被后来魏源、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所借鉴。

后者在体例上也是分为&ldo;学术&rdo;、&ldo;治体&rdo;，与&ldo;六政&rdo;（吏户礼兵刑工）两大部分，其中所收，主要都是十八世纪人物的言论。

是在《切问斋文钞》的体例基础上，更详尽地阐述了十八世纪实政的主要成就（当然也有所扩展）。

所以说&ldo;《切问斋文钞》既是《清朝经世文编》之先导，又代表着清前期，特别是18世纪初叶中国经世思想的最高水平&rdo;（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页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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