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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第2页）

朝鲜使臣李彝章在回国报告里写道：

&ldo;今则兵权宥密，专委清人，治民之职，汉人仅参其半，而如客如奴，以此之故，积怨太甚。

&rdo;

朝鲜国王评论说&ldo;乾隆独何心而分别清汉？&rdo;这确是异乎传统政治之常的，也无怪时人之不易理解。

对于舒赫德之建议废除八股（非废科举），学界一向给予了很高评价，最近则有研究指出（参见崔磊论文），这也不过是&ldo;漠视汉员仕进门路&rdo;，出于&ldo;维护满洲利益&rdo;的考虑罢了。

有了这些例证，我们对于清朝历史中的满洲特性，难道还不应引起三思？在所有这些方面，清朝岂不正是二十世纪的&ldo;先声&rdo;？

四、十八世纪中国的&ldo;现代化&rdo;努力人口增加（面对人口众多的解决之道）加强政府新的世界史观我的近代史观：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主流学派都认为是在1840年，以&ldo;鸦片战争&rdo;为标志。

这种观点，大约形成于1940年代（代表作为《中国的命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战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把它前推了40年，以1800年划界（《剑桥中国史》）。

这几种看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ldo;外国入侵&rdo;看得特别重要，好像没有它，中国就不能怎样怎样似的。

尽管早已提出&ldo;三百年是一个历史&rdo;（参见《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很久以后，我才把它上升为一种&ldo;近代史观&rdo;（参见《史林》2006：5）。

根据这种新的近代史观，中国从十八世纪，就开始她的&ldo;现代化&rdo;建设了，尽管其努力还很不够（否则岂不成了英国一类的&ldo;先发国家&rdo;）。

其主要标志，就是在十八世纪，在世界上出现了罕见的&ldo;共时现象&rdo;：其一，是人口的增长（从此逐步增加而不再剧烈波动），其一，是各国开始加强政府。

对此戴逸曾表示，可能还存在第三个方面，即开始了各国疆土的武力开拓（或可称为新的民族国家的建设）。

现在发现，甚至白话文的文本当时已经存在了（与关辛秋的谈话，伦敦）。

此外，举凡考据学、红楼梦、戴震、章学诚，等等，他们之所以都在二十世纪被看好，就是因为二者有着某种&ldo;像似&rdo;罢了。

换句话说，当18世纪，中国即与世界上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一同面对了一些&ldo;现代问题&rdo;（如人口压力），并做出了若干&ldo;现代努力&rdo;（如加强政府）。

我们尚不知道这些&ldo;发动者&rdo;是谁，它多半却不是来自欧洲。

彼此双方是如何&ldo;感染&rdo;的，也成为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这样，我们就淡化了&ldo;鸦片战争&rdo;的作用，也许它更像是一个历史的&ldo;插曲&rdo;，虽有其必要，但未见得有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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