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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2页）

[37]对地方官不敢越额平粜，谕：&ldo;平粜仓谷已符额数之言，甚属不经，是岂保赤之心哉！

且国家设常平社仓，所为何事？&rdo;[38]致使乾隆三年，已有今&ldo;输纳不益于前，而赈粜几倍于旧&rdo;的说法。

[39]至于赈济饥馑灾伤，乾隆一朝更是&ldo;百计区划&rdo;，&ldo;一赈再赈，以安全之&rdo;，[40]常常不吝费用，破格蠲赈。

如定赈灾日给每口米数，在&ldo;正赈&rdo;外增设&ldo;加赈&rdo;诸项，于旧例只赈秋灾外，增赈夏灾，谕：&ldo;如果应行赈济，即于常例之外，多用帑金，朕亦无所吝惜&rdo;。

[41]州县散赈，旧例稽其田亩，给与农夫，改为阖属贫民，均行赈济。

[42]并将前朝经常使用的银赈方式，多改为赈济实物米谷，谕：&ldo;此系朕本意&rdo;，督抚总以银米兼施为便，&ldo;此朕所不解&rdo;。

[43]清代康熙年间，截漕二百四十万石，雍正年间约二百九十万石，而乾隆头二十二年，即已截漕一千三百余万石。

[44]谕：&ldo;宁可国家多费帑金，不可使闾阎一夫失所&rdo;。

[45]

由于这一系列原因，乾隆八年清廷曾一度命令停止增贮。

但不久之后，采买、捐监以次恢复[46]。

复谕：&ldo;务期多得米粮&rdo;，&ldo;不必拘拘较量锱珠&rdo;，并更定了各省常平储额（调整为四千八百余万石）[47]。

以至乾隆十年年终，全国仓储数量达到零零万石，较八年终增加了六百万石（实际增加当远不止此）。

这都表明，乾隆初年仓储的增加，并非是经过很长的时间，而是在每年同时大量赈粜的情况下，在较短时间内达到一个很高数额的，其数量远超出年终造报数字。

例如，在几个受灾严重的省份，不久之后，仓粮即有迅速的补充，如乾隆十年直隶已较定额多出四十万石，江西也买补足额，江苏到乾隆十三年亦与定额相差无多。

[48]这样，在乾隆十年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全国仓储年终数额便一直保持在三千一百至三千五百万石之间。

如果把乾隆六年以前算做第一个，那么这就是第二个增补高潮。

乾隆初年的粮政努力，是实现&ldo;回向三代&rdo;理想目标的一个具体措施，也可以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古代实行&ldo;井田制度&rdo;，按《周礼》的解释，于每家有田一份之外，还有所谓&ldo;保息&rdo;等救济制度，[49]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

而&ldo;遗人&rdo;一职，专掌施惠、恤养、赈济之事，更直接与粮政与赋役的均平有关。

[50]清代不复可能恢复井田，实施粮政新措施的目的，就是企图弥补上这一部分内容。

[51]它构成了乾隆初年仁政中的仁政，一切德政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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