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黑名单，便很可能是蔡京炮制的。

后来，他又利用职权将人数扩大了两三倍，位居榜首的就是司马光。

更可笑的是，章惇居然也榜上有名。

[27]

这当然足以证明蔡京之jian，却也同时证明道德其实与政治无关。

政治讲的是立场，道德讲的是品质。

品质好的可以有不同立场，比如王安石和司马光。

那些立场坚定的人尽管会被骂作jian臣，却其实大多没有道德问题，比如章惇。

可见除见风使舵者外，立场的选择其实无关乎道德。

[28]

此碑是元佑党人后人摹刻，碑额&ldo;元佑党籍碑&rdo;几个大字为宋徽宗赵佶所写，碑序和党人名单为蔡京所书。

位于广西融水县，为国家一级文物。

改革也一样。

改革与政治有关，与经济有关，甚至与技术有关，唯独与道德无关。

比如司马光认为，国民经济是个常量，理财就是与民争利。

王安石却认为财富是变量，理财是要把蛋糕做大。

那么，究竟是常量还是变量呢？这当然是学术问题，跟道德风马牛不相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29]

又比如，苏轼认为，免役和差役各有利弊。

差役法的问题是，农民和市民要到官府服劳役，势必影响生产。

免役法用劳役货币化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却给了官吏横征暴敛的机会，害得民众没有钱用。

前一个问题是根本性的，后面这个是技术性的，因此苏轼不建议废免役、行差役。

[30]

显然，这是科学的分析。

解决办法则是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商量讨论，实事求是地进行修正和改良。

司马光却偏要做道德判断，还执迷不悟，便只能坐失良机，让人扼腕。

泛道德论和唯道德论，是不是很害人？

实际上，改革有稳健和鲁莽，聪明和失策，也有得力和懈怠，因此有成功和失败，却没有道德不道德。

为改革措施贴上道德标签，只会断了听取意见进行调整的后路。

更严重的是，还能使人疯狂。

[18]见（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北宋）蔡絛《西清诗话》，同时请参看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19]见李焘《长编》卷三百七十四、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四月癸巳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