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啦？”

班长的手放在她的肩上。

房间里就她俩，她哭得更厉害，班长抱住她，哄孩子似的说：“别哭。”

“班长。”

她呜咽，她喜欢在她怀里，喜欢她用手帕擦去她的眼泪。

“别叫我班长了，哪一辈子的事。

叫我小梅，我家里人都这么叫。”

但她不习惯叫“小梅”

。

她比班长年龄大几个月，但班长各方面都比她成熟得多，连脚也比她大半码。

她说，她下不了决心，给指导员一点颜色看，按她俩早设想好的计谋。

“现在看来非做不可了，他刚才也约我了，他是个流氓，拿我们当玩物呢！”

班长说。

第二天夜里，指导员被对方组织抓走。

认为他是此方武卫队员，知道“幕后黑手”

原校党委书记藏在哪里。

娘子军舞蹈班的人来告诉她们，说是他去游泳，很迟才归，换了身干净衣服，当时正在刷牙。

她们相视看一眼，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接下来的事，她们未料到：指导员就是不肯说出原校党委书记藏身何处，遭到毒打，熬不过毒刑就开始胡说。

一说就人马出动偷袭，却次次扑空。

看到上刑也没用，对方组织向他摊了底：他的两个女学生，忠于伟大领袖，看不过他的奸恶前来告发的。

这使他精神全崩溃了。

对方还不放过他，里面五大三粗的工人阶级看他细皮嫩肉，相貌姣好，把他关在暗室里，轮番鸡奸他。

“做过了头，但莫后悔。”

班长说着，靠近她，眼睛蒙有雾气似的湿。

“我们并不是喜欢他，我们只是通过他，知道了我们自己的心。”

窗外的梧桐树叶绿得油亮。

她的短发长了，可用橡皮筋扎辫子，她们形影不离，最爱去有抓痒树的山坡，话越来越多：谈每夜做的梦，谈各自家里人，那支口红是班长母亲的，文革初她母亲把家里有可能惹祸的东西全处理掉，但班长趁母亲不注意，留下了口红。

她们把对方的名字刻在抓痒树干上，绕着学校跑，半夜翻窗爬进练舞室。

谁也不提指导员，好像她们的生活里压根就没这个人，他从她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她们就是不要指导员的娘子军。

那个冷清的上午，太阳却比以往任何一天都升得高。

因为天热，寝室窗大敞，她俩在玩扑克算命。

现在口红已用到了底端，最后一点，她替班长抹上。

班长对镜瞧着说：“红得鲜艳，不像樱桃，而像辣椒。”

这话，怎么耳熟？她想起来，指导员曾说过，一个不祥的感觉闪过她心头。

这时她听见楼下有男人声音，在叫她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