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并不能保证写的事件和人物，完全符合当时的真正的实际（我看谁也不敢保证，就是连当事人写的也未必完全符合真正的实际）。

而且也没有必要。

我只能按照艺术需要对事件对人物写出我自己的理解，有关拿破仑的传记、小说有上万种，有人说他是伟人，有人说他是刽子手。

所以才摇曳多姿异彩纷呈，世上最可怕的是那种桎梏思想的统一口径，虽然从来也未统一过，也不可能统一，不要说千百万人，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本身也充满矛盾且变化万端的。

再说超时空。

这种手法并不是舶来品，古人早就说过：鹜精八极，视通万里。

正像您所说，它可以无限地加大作品容量，拉开历史纵深。

因为&ldo;湘江之战&rdo;，只血战了几天，如果不以此作支撑点，前后左右伸展，除了写血流成河外就很难展示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各种人物的性格发展的心路历程。

一个人物，在这个历史阶段是对的，而在另一个历史阶段又是错的。

即使在对的阶投中，也不是事事都对，在错的阶段中也并不事事都错，我们国家被这种好人全好坏人全坏的形而上学害苦了。

至今仍积重难返。

为了某人某事某时的需要，可以任意捏造事实。

假大空教坏了一个民族。

事物是发展的，人是变化的，性格是流动的，前期的唯物主义者，后期变成了唯心主义者。

前期的功臣，后期的罪人。

今天的朋友，明天的仇敌。

今天整别人，明天被人整。

要把一个人写完整，这使我朝前延伸，向后延续。

我不知是不是符合审美规范、艺术法则，只管艺术需要。

我信奉文有大法无定法。

（三）

问：你在《皖南事变》取得重大突破之后，《湘江之战》又有哪些新的艺术追求？

答：这个问题我的确很难回答，但我认为，作家每创作一部新的作品，总是不断地在探索追求中艰难地迈进。

我写《湘江之战》的初稿时，访问了苏联，他们的文学发展对我很有启发。

他们的政治改革给文学带来了三大特点：1更透明了；2更诚实了；3更丰富了。

当前苏联最受欢迎的作品其有四个特征：政论性、思辩性、哲理性、记实性。

我认为这不是一种时尚，而是文学向多样性、丰富性、深刻性发展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