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又同时反映出以慈禧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集团的自救意识。

对慈禧推行新政应该如何认识，史学界亦众说纷纭。

一种意见以为，慈禧实行新政，纯粹是迫于内外交困的形势、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采取的“让步”

措施。

慈禧并非什么“中国近代化的最大保护神”

，如果要给慈禧定性的话，只能说她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者、一个封建制度的顽固保护神。

慈禧实行新政首先是迫于革命形势的压力；其次是想拉拢资产阶级立宪派；最后是为安抚要求立宪的官僚。

一种意见以为，慈禧有合乎时代潮流、值得肯定的一面。

她面对新事物、新问题，并非绝对死守传统、顽固不化。

在不危及自身统治的前提下，她并不反对改革，能够降诏求言，重用人才。

一种意见以为，铁的教训使慈禧认识到，为保大清江山，祖宗之法可变、必变，否则只能“愚昧贫穷软弱”

。

慈禧新政的一些改革措施，不仅超越了百日维新，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但她仍然逃避不了历史的谴责，因为正是她丧失了改革政治体制的大好时机。

当她实行新政、承诺预备立宪时，一个新的政治气候已经形成，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的较量，取代了君主立宪和君主专制的较量。

一种意见以为，慈禧新政与百日维新二者在骨干构成、历史前提、提出形式及主要内容等方面不存在本质差别，慈禧新政同样是一次没有成功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总的来看，慈禧在新政的名义下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许多都是戊戌变法内容的具体化、实践化和延伸化。

无庸讳言，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但新政既没有起到加强清朝统治的效果，也远不足以使社会各阶级、阶层感到国家已有新的气象和起色。

如果说当年光绪依靠康有为等掀起的戊戌维新运动在社会上层中曾经引起强烈的反响，那么以《辛丑条约》的巨大屈辱和沉重赔款负担为背景，相同内容的重演已经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效果了。

赔款、练兵、新政所需的巨额“筹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