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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第1页）

若依&ldo;常识&rdo;，则吕思勉撰著通史，应当在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诸种断代史的研究完成後，方能开展。

但是，我们看他的著作系年（以出版年代为断），情形却悖于&ldo;常识&rdo;：《白话本国史》，1923年；《先秦史》，1941年；《秦汉史》，1947年；《两晋南北朝史》，1948年；《隋唐五代史》，1959年。

断代史没作出来，却先写出通史，且提早十幾年写出。

那么，以&ldo;常识&rdo;判断，他的通史是否跟&ldo;完美&rdo;不沾边？是又不然。

顾颉刚对民国年间的通史著作多不许可，谓&ldo;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rdo;，对吕撰通史却青眼有加，赞曰：&ldo;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rdo;。

前後矛盾如此。

然则，到底是顾氏的&ldo;常识&rdo;毫不可据，还是吕氏天资特出，不必遵循&ldo;常识&rdo;？这个是非，不可遽定，勉强要找个说法，则须简介吕氏与&ldo;古史辨派&rdo;（以顾颉刚为代表）、&ldo;史料学派&rdo;（以傅斯年为代表）在治学上的异同，看能否理出一点头绪。

其所同者，在于三人都强调&ldo;用新方法（或曰科学方法）整理国故&rdo;，虽为史家，却不以史学自拘，而不惮鉴用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乃至文艺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顾颉刚用神话学、民俗学的方法研究上古史，早成佳话；傅斯年倡言&ldo;我们不是读书人&rdo;，而应&ldo;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rdo;，以为考古学、语言学张目；吕思勉亦尝曰&ldo;社会科学是史学的根基&rdo;，&ldo;主张中学以下的历史，改授社会学，而以历史为其注脚，到大学以上再行讲授历史&rdo;；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他即&ldo;略有接触&rdo;，1929年撰成《中国阶级制度小史》，以&ldo;阶级&rdo;概念阐释古史，新义纷呈，不仅独步当时，即在时移境变的今日再读，亦饶趣味。

其所异者：顾、傅二人主张较为接近，皆崇尚仄而深的专门研究，注重新史料的运用。

吕思勉则追求博通周赡的境界，取材多根于正史，并不刻意征引冷僻史料。

自其同者视之，三人都投身于上法乾嘉、旁绍欧陆的&ldo;新史学&rdo;大潮，皆已超越&ldo;相斫书&rdo;、&ldo;帝王家谱&rdo;式的旧史学；自其异者视之，则顾、傅稍嫌沉迷于历史研究的过程（史料与考据），不免忽略了史学不仅考据、史学不是史料的&ldo;常识&rdo;。

与二者相较，吕思勉绝非不善考据者，他甚至算得上考据&ldo;发烧友&rdo;，但是，他却认识到：&ldo;今人之屑屑考证，非顾先生（炎武）不能为，乃顾先生所不欲为也。

今人自诩搜辑精博，殊不知此等材料，古人既得之而复弃之者多矣&rdo;（《自述》）。

顾炎武是考据大家，但他的学问决非考据二字可以限量，他所注意者，在古今学术、制度的迁变转移，以及经世济用诸种大计。

吕思勉一生服膺顾炎武，且尝认真考虑过加入政界（作官或作政客）的可能性（1911年），此後虽下定决心做学问，仍&ldo;好从发展上推求政治利弊之所以然&rdo;，故不以&ldo;屑屑考证&rdo;为苟安，亦不以&ldo;搜辑精博&rdo;自喜。

吕思勉第一次将二十四史通读一过，在1908年；开始撰写《白话本国史》，在1920年。

其间相距十二年。

似可设想，此时虽无他人&ldo;分工合作&rdo;业已成型的&ldo;完美的断代史&rdo;，吕思勉的胸中却早有了自己的&ldo;断代史&rdo;，作为撰述通史的基础。

就此而言，吕思勉并未违背顾颉刚设定的标准。

进而言之，十馀年後，吕思勉开始写作断代史，同时，再写了一部《中国通史》（上册，1940年；下册，1944年），似更证明了顾氏&ldo;常识&rdo;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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