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婿马上打电话给我们仅有的几个亲戚。

她的弟媳赶到医院，马上晕了过去。

三天以后在龙华火葬场举行告别仪式。

她的朋友一个也没有来，因为一则我们没有通知，二则我是一个审查了将近七年的对象。

没有悼词，没有吊客，只有一片伤心的哭声。

我衷心感谢前来参加仪式的少数亲友和特地来帮忙的我女儿的两三个同学，最后，我跟她的遗体告别，女儿望着遗容哀哭，儿子在隔离病房还不知道把他当做命根子的妈妈已经死亡。

值得提说的是她当做自己儿子照顾了好些年的一位亡友的男孩从北京赶来，只为了看见她的最后一面。

这个整天同钢铁打交道的技术员，他的心倒不像钢铁那样。

他得到电报以后，他爱人对他说：“你去吧，你不去一趟，你的心永远安定不了。”

我在变了形的她的遗体旁边站了一会。

别人给我和她照了相。

我痛苦地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给我们留下来很难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视这个镜头。

一切都结束了。

过了几天我和女儿、女婿到火葬场，领到了她的骨灰盒。

在存放室寄存了三年之后，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

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梦魇一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

六年仿佛一瞬间似的远远地落在后面了。

其实哪里是一瞬间！

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着血和泪的日子啊。

不仅是六年，从我开始写这篇短文到现在又过去了半年，半年中我经常在火葬场的大厅里默哀，行礼，为了纪念给“四人帮”

迫害致死的朋友。

想到他们不能把个人的智慧和才华献给社会主义祖国，我万分惋惜。

每次戴上黑纱、插上纸花的同时，我也想起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她是我的一个读者。

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

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地住在一起。

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结婚。

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

她读了我的小说，给我写信，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

她在中学念书，看见我以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

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

她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后来到贵阳旅行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

从贵阳我和她先后到了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米的小屋里。

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

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

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