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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第2页）

可以相信，随着政治改革压力的递增，党的转型和党与人民的关系的制度性转型也势必成为中国政治变革的核心。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8月14日

文人传统的衰落与中国政治的困局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的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往往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招致众人的高度关切，最终转化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

这尤其表现在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上。

从一个偶然事件转化成为群体性政治事件，这其中有其复杂的因素，有人说是有黑社会在背后操作，有人认为是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也有人认为是具有政治意图的人在鼓动。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种群体性事件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ldo;街头民主&rdo;。

在民主社会，随时发生的街头民主为民众提供了表达自己声音的管道。

因为没有其他管道来表达声音或者认为其他管道的表达没有像街头民主那样有效，民众就选择街头民主。

在中国，从法理上说，街头民主也具有合法性，但实际上，有关部门很少会批准街头民主。

这样，一旦找到机会，民众就会抓住机会表露不满，并且表达方式往往是爆发式的，对有关部门来说也是防不胜防的。

群体事件为何不减反增？

中央政府不是没有意识到群体性事件的严重性。

很显然，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并不新鲜。

很多年前，重庆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正因为如此，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强调和谐社会的建设。

为了达到此目标，领导层注重的是基层民主的发展和基层政权建设，信访制度也不断得到重视。

但为什么群体事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呢？原因有很多，笔者这里要强调的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中国文人传统的衰落。

文人传统如何与政府和民众（或者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这里可以从信息流通和政策执行的角度来讨论。

回到群体性事件的例子，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

首先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没有被有效地执行下去，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变了样。

信访制度就是这样。

信访制度本来就是要为基层民众提供一个越级&ldo;请愿&rdo;、&ldo;陈情&rdo;或者&ldo;告状&rdo;的机制，如果事情不能在地方得到解决，那么民众就可以越级报告。

但信访制度在地方政府的政治责任制下消失了。

地方政府要为其所管辖的地方事务负责，任何地方政府都不乐意自己地方的民众越级上访。

因此，如何防止上访就成了地方政府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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