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党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

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共8万多人向湘西进军，开始长征。

我被编入中央直属干部团，领队的是李维汉。

潘汉年被编入中央机关直属团，和我不在一起。

过湘江后，向贵州进军的途中，我曾碰见过他，以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再见到他。

1935年10月，过腊子口向陕北进军的途中，我才知道潘汉年和陈云在遵义会议后被派往莫斯科去了。

1936年4月，潘汉年与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邓文仪接触。

国共两党之间打通联系的工作已从1935年11月开始了。

当时，蒋介石以为对红军的&ldo;围剿&rdo;已&ldo;初告成功&rdo;，因此，幻想用谈判的方法来&ldo;收编&rdo;红军，然后&ldo;以政治方法来解决&rdo;共产党（见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蒋介石在国内派曾养甫与我党进行接触;在国外派驻苏联大使馆的邓文仪与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进行接触。

潘汉年与邓文仪联系后，在4月份同正在莫斯科的胡愈之一起经法国回国。

他们在5月份到达香港，胡愈之先到上海，通过救国会沈钧儒和其他关系找到冯雪峰，他告诉冯雪峰，潘汉年已到了香港，冯雪峰得讯就到香港与潘汉年见面。

潘汉年在香港与国民党陈果夫、陈立夫派来的张冲接触，一同去南京与陈果夫的代表曾养甫接触。

曾养甫提出：因为潘汉年是从国外回来的，要求他同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负责人联系后再与陈果夫接触。

潘汉年从南京回到上海，找到冯雪峰和刘鼎，通过刘鼎的联系，他在8月份经过西安到达保安。

这些接触为国共两党代表后来的正式会谈作了初步的准备。

1936年5月，我党从2月间开始的在反蒋抗日口号下进行的东征取得一定胜利后，主动撤回陕北。

5月5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

这个文件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为&ldo;蒋介石氏&rdo;、&ldo;南京政府诸公&rdo;，把蒋介石集团也包括在促其&ldo;觉悟&rdo;的范围内。

这是我党政策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促进了两党之间的谈判。

潘汉年到了保安，向党中央汇报了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派遣他与国民党方面接触的经过。

经党中央研究，决定派潘汉年为中国共产党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

9月，他携带《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毛泽东致宋庆龄信、毛泽东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信回到上海。

他见到了宋庆龄，面交了毛泽东的信和《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