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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文字形体比如史游的草书、刘德升的行书、钟繇的楷书，而且还出现了文字学的总结性著作《说文解字》，它总结出了我国文字发展的六条规律，称之为&ldo;六书&rdo;，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其中的象形、指事、会意，是从字形方面来体会字义的，而形声、转注、假借在字形和字意上已经脱离，初步发展到了以字音为主，以音来表意了。

可以说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文字学专著，同时它对后代文字学的研究和发展起了发凡起例的作用。

这一时期语言文字学方面的成就还有扬雄的《方言》，它在我国汉语语言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我国第一部记录方言词汇的书，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汉语发展史、汉语方言史、汉语音韵史等丰富的资料，使后世具体地看到了汉以前汉族共通语存在的情况以及复杂的汉语方言分歧。

外此还有《尔雅》、《小尔雅》等解释词义的专著，总之这一时期奠定了我国传统的汉语语言文字学的基础。

汉语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又促进了历史典籍的发展。

这一时期不仅出现编年体、纪传体的通史、断代史的编纂体例，比如《春秋》、《史记》、《汉书》，而且还对历史典籍的整理解释作了大量的工作，如《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同时文学、哲学上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出现了楚辞、汉赋等影响中国文学发展的样式，由于这一时期儒家学说逐步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因而对经学著作的注疏和解释可谓汗牛充栋。

总之这一时期为以后中国历史典籍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语言、文字学发展时期和历史典籍魏晋至唐宋期间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继续得到了发展，南朝梁陈之间的顾野王仿《说文解字》编纂了一部字典‐‐《玉篇》，这部字典不同于《说文》重古籀之原，而是对字形注重篆隶的变迁，收字已达16917字，每字之下先注反切音，再引群书训诂。

这时的汉字已比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9353字多出7500余字。

由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手写的盛行，专门抄书队伍的扩大，逐步地总结出了抄书的标准字体，如&ldo;颜氏字样&rdo;、&ldo;干禄字样&rdo;、&ldo;五经字样&rdo;等。

在书体上这一时期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像王羲之父子、颜真卿、柳公权、欧阳洵等一批著名的书法家，为以后书法事业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并兴起了一门新的学科：金石学。

虽然这一时期仅仅注意了金石铭文的文字形体方面的价值，还没有全面挖掘它的文字学价值，但却为以后金石文字的研究起了发凡起例的作用。

随着民族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异质文化的印度佛教文化已经逐步地深入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学术文化当中。

这不仅为中国历史典籍增添了一个大内容‐‐佛教哲学典籍，而且由于随之而来的印度语言文字学，对中国语言文字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印度梵文语系的影响下，周秦汉以来兴起的声训、反切、注音和四声分类法进一步发展，从而进入了构造汉语古音系统的阶段。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汉语音韵学著作，有李登的《声类》、吕静的《韵集》、陆法言的《切韵》、孙偭的《唐韵》、慧琳的《一切经音义》、神琪的《反纽图》、沈约的《纽字图》、空海的《调四声谱》等著，在古代音系的构造上出现了守温的36字母。

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又促进了对历史典籍的注释、订补和更误，使得历史典籍的修订更加科学化和合理化，仅二十四史中就有14种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其它的如史乘、地志、文集、文选等典籍也大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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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基于语言、文字学发展基础之上的对古书的注疏、解释也作出了大量的工作，出现了如集解、义疏、集注、章句等新的注疏形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出现了历史典籍的新的编纂体例：纪事本末体。

总之，这一时期由于汉语言文字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历史典籍编纂的繁荣。

三、语言、文字学繁荣期和历史典籍元、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繁荣时期特别是清代，由于各种社会、政治原因的相互激荡，使得清代学者在语言、文字学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3世纪中叶到14世纪末，以杂曲、散曲为代表的北曲，以及南曲文学的飞跃发展，形成了我国古代戏曲文学的&ldo;黄金时代&rdo;。

随着北曲文学的高度发展，在元代出现了周德清的曲韵和曲论专著《中原音韵》。

这部著作对研究汉语发展史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它反映了当时活生生的共同语音，成为我们研究和构拟近代语音系统的主要依据，同时这部书所体现出来的根据实际语音审音定韵的革新精神，也给了以后的韵书编制以很好的影响，它所反映的语音系统给汉语语音史建立了近代语音的一个平面。

以它为，可以跟7世纪时《切韵》所代表的中古语音系统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比较，可以考察由中古到近代的语音发展情况；又以它为，可以跟现代普通话语言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比较，可以考察由近代到现代普通话的语音发展情况，也可以据此考察现代北方话各个次方言的语音发展情况；随着南曲的发展，到了明朝洪武年间来濂又奉命编纂《洪武正韵》，系统地总结了南方语音的发展概况。

在元、明汉语语音发展的基础上，清代语音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出现了一大批语音学家。

如陈第、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江蕃、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章炳麟、钱大昕、严可均和黄侃，他们均在广泛地吸收前代音韵学成果的基础上，对韵学的研究和整理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并写出了与此有关的大量著作，尤其是在上古音系的构造上更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中陈第首创古韵分部之研究、顾炎武分古韵十部并以入声配属于阴声、江永的分古韵十三部、段玉裁的分古韵十七部和古无去声说、戴震的阴阳入相配的二十五部说、孔广森的阴声和阳声各九部说、章炳麟的古韵二十三部、黄侃古韵二十八部和古韵通转之说、孔广森的古无入声说以及严可均所立的通转诸例不仅对古韵学进行了总结性研究，而且还大概构造出了我国的上古音系的体系，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文字学方面，清代学者也获得了空前辉煌的成就，出现了像段玉裁、王筠、朱骏声、桂馥、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一大批著名的文字学家，他们对《说文解字》及其它有关文字之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讨，并出现了一大批有关这些方面的著作。

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筠的《说文句读》、《说文释例》，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

明清时期语言、文字之学的繁荣，为历史典籍的研究和整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代在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求实、考证为主要特点的乾嘉考据学派。

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苦努力，清代在历史典籍的注疏解释及订误纠谬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明清时期由于社会长期处于稳定状态，为历史典籍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这一时期进入了对中国古典文化成就的总结时期，出现了许多丛书、类书、学术思想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