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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2页）

掘墓，又是政治惩罚与政治迫害的一种形式。

发墓，剖棺，鞭尸，同时又都用以发泄政治仇恨。

《左传》中已有掘墓复仇的史例。

司马迁记述伍子胥&ldo;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rdo;的故事，在民间有广泛的影响。

清雍正年间兴文字狱，曾经发生吕留良因此被戮尸的著名事件。

盗墓技术的发明和传承，在史籍中有资料反映。

而相应的反盗墓技术也逐渐成熟。

如以疑冢或虚墓迷惑盗墓者的方式等，以石椁铁壁和储水积沙等强化防护的方式，以及以机弩、伏火、毒烟等杀伤盗墓者的方式等，都各有防盗的效用。

传统礼制对墓葬的保护，表现出中国文化对宗法关系的重视。

历代多有严禁盗墓的法律。

社会舆论对于盗墓行为也予以严厉谴责。

古来还流行这样的民间传说，盗墓时会遇到崩雷晦雨、狂风大雾、鼓角之声或者神异动物的警示，如果不理会这种警告，常常会遭致严酷的报复。

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多有盗墓行为与再生奇迹相联系的传说，甚至正史中也不乏此类记载。

我们还看到，盗墓这种不光彩的行为，有时却可以导致原先皇室贵族专有的宝用之器得以流散民间，使得黯然埋没于尸骨旁的许多绝世珍宝重见天日，放射出古代文明之光。

这种盗墓行为于是具有了与原始动机完全无关的工艺史意义和艺术史意义。

骨董多来自盗墓所得，而因此所促成的金石研究的进步，有积极的学术文化影响。

简牍资料曾经多次充实我们民族文化的宝库，而有时发现途径是由于盗墓活动。

例如汲冢遗书的出土，就是中国文化史的幸事。

当然，盗墓者因文化品味的低下、鉴识眼光的鄙劣以及行止习惯之粗暴，往往导致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直接在盗墓现场或转卖途中即被破坏。

这种行为对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严重损害，无疑是不可宽恕的。

盗墓对考古工作的干扰与破坏，不仅表现在使墓葬中许多在洗劫中残破遗失，还在于无知的盗墓者往往只根据市场价值尺度进行选择，将一些虽然未必为骨董商人看重，却具有极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文物归于毁弃。

此外，墓葬对于考古工作的意义，并不仅仅表现为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墓葬形制、葬式等看来并不直接具有商业价值的遗迹现象，其实都包涵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而野蛮的盗掘，往往使这些现象遭到不可挽救的破坏。

盗墓行为对考古工作的严重损害，在近期仍然有明显的表现。

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物因盗掘而出土，其发现地点以及其他有关遗迹现象至今仍不能明朗，其考古学的价值于是无法实现，以致于通过科学考古工作本来可能为认识古代社会历史表现出重要意义的资料不能够发挥作用。

这些都是使关心和爱重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深为痛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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