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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觉得你的小说有两大嗜好,第一,你喜欢写小人物,第二,你迷恋死亡的主题,而且这两种嗜好是结合在一起的。
在你的笔下,小人物往往活得平常,死得蹬践,他们几乎都死于非命,死得莫名其妙,死得毫无价值,如《一个礼拜天的早晨》中的李先生为了追回两毛钱;《灰呢绒鸭舌帽》中的老柯为了追一只鸭舌帽,小人物执着于无意义的小事是他们应付现实、消耗生命的方式?你仅仅是为了感叹生命的无常吗?我小说中的人物鲜有阶层标志,也就是说我从未刻意写某一个阶层的生活,至于生活在香椿树街的人们他们肯定是小人物,所谓小人物的主要特征是他们关心柴米油盐胜过政治、艺术和新闻,他们不考虑生活的意义而只关心怎么生活下去,这恰恰是我所熟悉的香椿树街的普遍的生活。
我从不鄙视这样的生活,但我有义务审视这样的生活,《一个礼拜天的早晨》中的李先生为例、追回两毛钱确实可说是他应付生活的常态,是他生活中的政治和哲学,但我需要说明的是死亡与其并无任何因果关系,死亡是另一个巨大的文学主题,它可以覆盖所有的小说空间,并不只对小人物产生特殊的意义,生命无常是一种常识,但对于生命的形态我们永远有话可说,可以说出许多小说来。
10作家写一个长篇小说总是要酝酿很长时间,你在写作长篇的时候要作哪些准备?会在漫长的酝酿过程中作一些笔记,有时候是一句话,有时候是一段情节的提示、用以帮助唤起所有自以为精彩的记亿。
写长篇对于一个生性懒怠的人是一种挑战和压迫,写长篇的那些日子你似乎有肩扛一座大山的体验和疲惫。
我不明白为什么作家都要写长篇,为什么不像博尔赫斯、契词夫那样对它敢于翻白眼。
奇怪的是人们大多认为长篇小说是作家的得分或责任,而不是短篇或别的什么。
11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中有没有你特别看重的作品?是哪几部?为什么?当然有我看重的作品,但我确实不习惯谈论那些我喜欢的作家和作品,尤其是在文章中谈。
假如要谈也需要像纳市科夫谈福楼拜那样地谈,那才是作家谈论作家的方式。
12从你的写作实践来看,文学批评对你的创作有意义有影响吗?创作与批评的关系其实是同床异梦的关系。
作家与批评家躺在文学的大床上,肌肤相亲,但是他们作不同的梦,相对来说作家是很自恋的一群,他们对批评的关心其实只是出于对自己的关心。
13作家这个称谓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很简单,意味着把我的一生变成文字,把文字变成我的一生。
14我们正处于世纪未的时空中,你觉得九十年代的文坛和八十年代的文坛有什么不同?在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有没有世纪末的心态或情绪?你对“世纪末心态”
或“世纪末思潮”
的提法如何评价?九十年代的文坛其实比八十年代的文坛要冷清许多孤寂许多,我从未想过用我个人观点去评价它们的不同,每一种个人立场都能形成一种观点,我总是试图透过发言者的观点看清他的立场,因此作出自己的判断,我喜欢这么一种说法,一切留待后人去评说,因为那时候没有当事人了、后人的立场观点因此是比较公正和客观的。
批评家们总是试图概括和鉴定他们眼中的文学,这是他们的工作。
我出于尊重个人的习惯尊重他们的工作,我能做到彬彬有礼,但说实在的我对此缺乏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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