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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年内,我同寅恪师往来颇频繁。
我写了一篇论文:《浮屠与佛》,首先读给他听,想听听他的批评意见。
不意竟得到他的赞赏。
他把此文介绍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
这个刊物在当时是最具权威性的刊物,简直有点&ldo;一登龙门,声价十倍&rdo;的威风。
我自然感到受宠若惊。
差幸我的结论并没有瞎说八道,几十年以后,我又写了一篇《再谈&ldo;浮屠&rdo;与&ldo;佛&rdo;》,用大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说,颇得到学界同行们的赞许。
在我同先生来往的几年中,我们当然会谈到很多话题。
谈治学时最多,政治也并非不谈但极少。
寅恪先生绝不是一个&ldo;闭门只读圣贤书&rdo;的书呆子。
他继承了中国&ldo;士&rdo;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
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
我们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除了对一位明史专家外,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贬低的话。
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
就连那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甚至说些难听的话的学者,陈师也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褒贬的话。
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见。
鲁迅先生从来不攻击年轻人,差堪媲美。
时光如电,人世沧桑,转眼就到了1948年年底。
解放军把北京城团团包围住。
胡适校长从南京派来了专机,想接几个教授到南京去,有一个名单。
名单上有名的人,大多数都没有走,陈寅恪先生走了。
这又成了某一些人探讨研究的题目:陈先生是否对共产党有看法?他是否对国民党留恋?根据后来出版的浦江清先生的日记,寅恪先生并不反对共产主义,他反对的仅是苏联牌的共产主义。
在当时,这也许是一个怪想法,甚至是一个大逆不道的想法。
然而到了今天,真相已大白于天下,难道不应该对先生的睿智表示敬佩吗?至于他对国民党的态度,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对蒋介石的态度上。
1940年,他在《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这一首诗中写道:&ldo;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rdo;吴宓先生对此诗作注说:&ldo;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
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
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
&rdo;按即&ldo;看花愁近最高楼&rdo;这一句。
寅恪师对蒋介石,也可以说是对国民党的态度表达得不能再清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