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情况下，与病人的首次接触不会有什么紧迫感，也不会有想定的治疗方案。

一般来说，最初几个月我们只是相互交谈。

在理想的情况下，艾丽西亚会主动跟我谈她自己、她的生活、她的童年。

我会洗耳恭听，逐步勾勒出一幅图像，等我认为信息已足够完整，我可以据此做出准确、有效的解释的时候，我就没有必要再与她交谈，再听她说了。

我将通过非语言线索搜集我所需要的信息。

比如我身上的反移情作用，即在治疗过程中，艾丽西亚在我身上引起的情感。

当然，还包括我能从其他渠道收集到的所有信息。

换句话说，我启动了一项帮助艾丽西亚的计划，却无法知道如何去执行。

现在我必须去履行这项计划，不仅是为了证明给迪奥梅德斯看，更重要的是，为了尽到我对艾丽西亚的责任：帮助她。

我看着坐在对面的她，发现她还处于药物控制下的迷糊状态，嘴角流着口水，手指像可憎的蛾子般抖动。

我突然觉得一阵前所未有的痛苦袭扰。

我感到极度难过，为她，也为像她这样的人——我们所有人，所有受过伤害、迷失自我的人。

当然，这些话我都没有跟她说。

在这种场合下，我做了鲁思会做的事情。

我们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

8

我坐在办公桌前，打开艾丽西亚的档案。

这是迪奥梅德斯主动给我的。

“你一定要看看我的笔记，”

他说，“它们对你会有所帮助的。”

我不打算仔细阅读他的笔记，因为我大体上已经知道了他的想法，当务之急是理清自己的思路。

不过我还是很有礼貌地把它们接了过来。

“谢谢你。

这对我将会有莫大的帮助。”

我的办公室在这幢房子的背阴面，就在消防通道旁边，面积比较小，里面也没有多少家具。

我将目光投向窗外，看见地上有一只无精打采的小乌鸫，在冰冻的草地上徒劳地觅食。

我哆嗦了一下。

办公室里寒气逼人。

窗户下面那台小取暖器坏了——尤里说他会想办法把它修好，不过我最好还是跟斯特芬尼说一声，如果还不行，就到社群集会上反映一下。

我突然想到伊丽芙努力争取让他们换球杆儿的事，突然与她有了些共鸣。

我翻阅了艾丽西亚的档案，但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我所需要的信息，大部分都能从在线信息库里查到。

不过，迪奥梅德斯像很多年纪大的工作人员一样，喜欢亲自动手写报告，而且（对斯特芬尼反复提出的要求置若罔闻）现在依然如此——于是才有了我面前这份被翻烂了的档案。

我翻阅迪奥梅德斯笔记的时候，尽量忽略那些老套路的心理分析解释，专注于护士关于艾丽西亚日常表现方面的每日报告。

我仔细阅读了这些报告。

我需要的是事实、数据和细节——我有必要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了解什么，还要处理哪些问题，是否有什么令人吃惊的事还没被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