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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第2页）

在追逐自然适意的人生体验的同时，又参与着国家大事的制定，取得隐士与权力的两全。

对他来说，权力角色未必是其终极追逐的，他也许只是把决断国事当作构成隐士价值的另一个部分。

这需要与京城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地理上的距离和精神上的距离），这个度是不好拿捏的，但陶弘景很好地完成了这个角色。

隐逸内涵发生微妙的变化，是在寄居江南的东晋王朝时期。

东晋名士除了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外，向外又发现了山川之美。

东晋前，即使严光隐居于美丽的富春江，在他那里，第一重因素也是出于对人格和精神独立的坚守。

而东晋之后，士之隐，虽也存在严光这样的心理，但纯粹的山水审美和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已日益显得重要起来。

再后来，山水情结由停留于欣赏自然景观上升为一种陶冶心性的生活，最后至唐朝时化为一种人文情怀，正如李白所说：&ldo;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

拨云寻古道，倚石听流泉。

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

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

&rdo;诗中既描绘了自然的美景，又追慕了隐士生活的清幽，还表达了一种生命的理想状态。

隐逸生活的具体内容，往往又为旅行、读书、弹琴、品茶、修道、参禅、诗歌、书画、名士互访等所环绕，如此的人文生活孕育了山水诗歌（或称之为隐逸诗歌）和山水画。

反过来，这种文艺映照又使隐士文化本身显得更为深幽可人。

李白一生就至少隐居五次，甚至一度还模仿竹林七贤，与孔巢父等人搞了个&ldo;竹溪六逸&rdo;。

他被征召到长安出任翰林学士，隐逸的背景给了很大的推力。

如果说李白的隐逸，多是出于个人的性情，那么另一批唐朝隐士情况有所不同：他们把隐作为出仕的跳板，代表人物是卢藏用。

卢实际上考中了进士，但由于暂时没被授予官职，所以直接去了长安旁的终南山隐居，以退为进地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的身份被授官左拾遗。

另一名隐士司马承祯则坚持不仕，返回天台山前，卢藏用为之送行，指着终南山说：&ldo;此中大有嘉处。

&rdo;意思是，在这里隐居就可以了，何必远赴天台？承祯答：&ldo;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

&rdo;宋士对唐人的这种做法是看不惯的，《新唐书》：&ldo;然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好终南、嵩山为仕途捷径。

&rdo;这就是&ldo;终南捷径&rdo;的由来（为什么偏偏是终南山和嵩山？因为终南山和嵩山，一个离长安近，一个离洛阳近，而且一个是道教名山，一个是佛教名山，崇道信佛的唐朝皇帝们基本上就在这两都之间转悠，所以隐居在这里会很容易地被朝廷发现）。

唐有卢藏用，也有李泌。

李泌，同样有道士背景，最后却做到了宰相。

他的传奇当然不在于此，而在于他进退有据。

时逢&ldo;安史之乱&rdo;，李泌为唐肃宗近臣，为平叛出谋划策，深得皇帝欣赏，虽还没做宰相，但却&ldo;权逾宰相&rdo;。

李泌虽得宠，但有保身之道，&ldo;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rdo;，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往往假借神仙之名摆脱困境，同时也给竞争对手无意于世俗功名的印象，他与肃宗有约：&ldo;俟平京师，则去还山。

&rdo;后长安收复，李泌就真的告别皇帝，去衡山隐居了。

后来，世间风云变幻，他几出几隐，唐德宗时代，又被召回长安出任宰相。

李泌深具儒道两家的气质，既能从儒家的角度为国家建功立业，又能很好地践行修身养性的道家理想，无论是出山还是退隐，都心怀平和，荣辱不惊，这在古代是少见的。

李泌的经历，实际上也道出中国古代士人的三种互为关联的理想：隐、仕、仙。

虽然卢藏用这样的行为也成为一种现象，但相较之下依旧是少数。

在唐朝，更多的隐士是像我们故事主人公契虚的朋友司马郊那样的，在红尘与权力面前保持着人格的高贵和独立，坚守自己最初的志向而不移。

这是隐士文化中最光辉的部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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