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群众的奋起更增添了运动的声势。

全国产业工人的人数，辛亥革命时约为五、六十万人，到了五四运动时已达二百万人，其中包括民族资本的工厂和外国设立的工厂中的工人。

辛亥革命后几年间，各地工人进行有组织的罢工斗争，次数比辛亥革命前多，规模也比较大。

有些地方的工厂开始建立工会组织。

罢工斗争一般地是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但有时也越出经济斗争的范围。

例如1915年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日本资本的工厂中的工人举行罢工，反对&ot;二十一条&ot;。

1916年，天津法租界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法帝国主义强行扩大租界地区。

这都是工人与其他各界人民相配合进行的爱国斗争。

1919年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立即在工人群众中得到响应。

特别在6月3日后，以上海为中心，工人群众走上了斗争的前列。

在上海，日本资本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厂的男女工人五六千人，在6月5日首先罢工，接着，日本资本的其他工厂，英国资本的一些工厂，还有美商、法商、华商的电车公司的工人也宣告罢工。

在上海以外，沪宁路和沪杭路铁路工人，京奉路唐山工人，京汉路长辛店工人相继罢工。

汉口、长沙、芜湖、南京、济南等地也都有工人罢工。

爱国运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人群众以罢工形式参加斗争，不但使北京政府，而且使帝国主义感到十分震惊。

由于工人罢工，帝国主义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有陷入瘫痪的危险，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受到威胁。

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北京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解救危机。

6月10日，北京政府宣布&ot;批准&ot;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ot;辞职&ot;，并且改组了内阁，不过改组后的内阁仍然为段祺瑞的势力所控制。

至于巴黎和会，北京政府虽已决定在和约上签字，但由于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反对，也就不敢坚持这个决定。

6月28日在巴黎订立包括山东问题在内的对德和约（即凡尔赛条约）的时候，中国代表团没有签字。

6月间，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风潮渐渐平息了下去。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为渡过了一个难关，但是，五四运动所起的影响是他们所遏制不了的。

通过五四群众运动，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激荡。

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观点的人们在运动的高潮中渐渐地退出了斗争，在斗争中最坚决的，能够起领导作用的是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们。

在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所举起的旗帜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与个人主义；经过五四运动，介绍、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

新文化运动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新青年》杂志渐渐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就是这种发展的一个标志。

&ldo;五四&rdo;后全国各地知识青年纷纷成立社团，出版刊物，在仅仅一年间出版的刊物达四百种之多。

这些社团和刊物虽然有各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但除了明确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以外，也几乎都不能不议论社会主义，议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议论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