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我们曾不断争论谈和条件的宽严，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宽严，而在于严如其分，恰足以摧毁传统的、危险的侵略性模式，建立起新的目标。

至于选择何种手段则应根据该国国民的性格和传统的社会秩序而定。

普鲁士的权威主义不仅在家庭生活中，而且在市民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这就需要对德国制定某种谈和条件。

明智的谈和条款对日本应该不同于对德国。

德国人不象日本人，他们不认为自己对社会和历史欠恩情，他们努力奋斗，不是为了偿还无穷的债务或恩情，而是避免沦为牺牲者。

父亲是一个权威人物，如同其他占据高位的人一样，按德国人的说法，是&ldo;强迫别人尊敬他&rdo;的人。

是他，得不到尊敬就不舒服。

在德国人的生活中，每一代儿子在青年时期都反对权威的父亲，然而他们长大成人后，与父母一样，最终还是要屈服于单调无味、没有激情的生活。

一生之中的最高峰是青年叛逆的狂飙年代。

日本文化中的问题并不是极端的权威主义。

几乎所有西方的观察者都认为，日本的父亲对孩子的关怀和钟爱在西方似乎很难见到。

日本的孩子认为与父亲有某种真正的亲爱乃是当然的，而且公开夸耀自己的父亲，因此，父亲只要稍许改变一下声调，孩子就会按父亲的愿望行事。

但是，父亲决不是幼儿的严师，青年时期也绝不是反抗父母权力的时期。

相反，孩子进入青年时期就在世人判断面前成为一位家庭责任的驯服代表。

日本人说，他们尊重父亲是&ldo;为了学习&rdo;，&ldo;为了训练&rdo;，也就是说，父亲作为尊敬的对象，乃是等级制和正确待人接物的超人格象征。

儿童早期在同父亲接触中学到的这种态度成为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模式。

位居等级制上层而受到最高崇敬的人，其自身并不掌握专断权力。

在等级制中居于首脑地位的官员并不行使实权。

上自天皇下至底层都有顾问和隐蔽势力在背后操纵。

黑龙会式的超国粹团体的一位领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对东京一家英文报纸记者的谈话，最确切地说明了日本社会的这一侧面。

他说：&ldo;社会（当然是指日本）是一个三角，它被大头针固定住一角。

&rdo;换句话说，三角形在桌面上，是大家都看得见的。

大头针则是看不见的。

三角形有时往右偏，有时往左偏，但都是围绕着一个隐蔽的轴而摆动。

借用西方人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凡事都要用&ldo;镜子&rdo;来反映。

力求专制权力不要露在表面，一切行动都显示对象征性地位的忠诚的姿态，这个象征性地位则经常不行使实权。

日本人一旦发现那被剥掉假面具的权力的泉源时，他们就认为它是剥削，是与他们的制度不相称的，如同对高利贷者和暴发户的看法一样。

正由于日本人这样观察他们的社会，因此，他们能够反抗剥削和不义而不会成为革命者。

他们并不打算破坏他们的社会组织。

他们可以象明治时代那样实现最彻底的变革，而毫不批判其制度本身。

他们把这种变革称之为&ldo;复古&rdo;，即回到过去。

他们不是革命者。

在西方的著述家中，有的寄希望于日本在意识形态方面掀起群众运动，有的夸大了战争期间日本地下势力并指望他们能在投降前夕掌握领导权，还有的预言激进政策将在战后的选举中获胜，但他们都严重地错误估计了形势。

保守派的首相币原男爵1945年10月组阁时发表的下述演讲最准确地表达了日本人的想法。

&ldo;新的日本政府具有尊重全体国民意愿的民主主义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