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雅明的回忆里，商业活动也把父亲变成两面人。

平时，父亲待人温文尔雅，但是当父亲用电话进行交易活动时则露出一副暴戾嘴脸。

本雅明在根据《柏林记事》改写的《19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中对此做了更形象的描述：&ldo;我的父亲与官僚机构发生分歧是常有的事，更不必说他对申诉部门发出的威胁和谩骂。

但是，他真正的亢奋时刻是摇电话机柄。

他会连续几分钟做这件事，以至达到忘我的程度。

此时，他的手就像是屈服于酒色的托钵僧。

但是，我的心怦怦直跳。

我确信，在这种时候，接线员会受到电击般的威胁，作为对他拖延的惩罚。

&rdo;（9）

虽然本雅明没有直接谈及父亲对子女的态度，但是在回忆大学期间的&ldo;青年运动&rdo;时说，他们讨论的一个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家庭中家长对待孩子的粗暴。

这可能也暗指他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父亲的压抑。

学校是本雅明第一次独自面对的社会机制。

他对学校生活的回忆充满了批判。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学校教育带有军国主义特点。

恺撒&iddot;腓特烈学校尤其如此。

在本雅明看来，它是以军队为模式，把学生当囚犯。

他进入学校后，觉得自己&ldo;无可挽回地陷入这一空间的权力之下&rdo;，被一种&ldo;我必须成为一个军人&rdo;的无形要求所控制和折磨。

他在描述这座学校的陈旧建筑时说：&ldo;在我的记忆中，对教室的确切情况几乎已经毫无印象，除了那些监狱的象征：结霜的窗户和门上方做工粗糙的木刻装饰物。

&rdo;

本雅明厌恶学校的纪律。

学校在低年级仍然实行旧式纪律‐‐&ldo;鞭笞，调换座位和关禁闭&rdo;。

本雅明说，在学校期间，这种纪律产生的恐怖从未从他心中消失。

他也讨厌一年4次交给家长的成绩报告。

他尤其反感打断学习的各种活动：到乡村郊游、竞赛，特别是每年柏林地区举行的校际竞赛。

后者是&ldo;在囚徒基础上决定最佳团队&rdo;。

本雅明从小动作迟缓，在这些活动中力不从心。

他说：&ldo;我从来不属于这种学校团队。

&rdo;

本雅明从小就萌生一种对人群的恐惧。

学校生活加强了他的这种心理。

他描述自己在学校里上楼梯时的感觉：&ldo;在上楼梯的时候，我的眼前只有靴子和小腿，我的耳朵里只有上百只脚的擦地声，我经常被这种人群的拥挤所震撼。

这时，就好像随着母亲在城市的行人中一样，孤独在我看来似乎是人的唯一适当的状态。

&rdo;

&ldo;学校的整个气氛是压缩凝固的。

&rdo;本雅明感到很难适应。

他在描述学校的礼堂时说：&ldo;在这里（指礼堂），和在其他几个地方一样，我在自己的记忆中只找到一些完全固定的词语、表述和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