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

站在讲台上的孙国英老师说，“任天水的反革命罪行不是偶然的，你们听他交上来的作文，全是放毒：

“老师说国庆二十四周年的节日快到了，让我们写作文。

每逢佳节倍思亲。

我想啊想，我天天和爸爸妈妈在一起，我爱他们。

但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爷爷奶奶、外婆外公。

有一天，我问妈妈。

妈妈说，爷爷奶奶在你生下来的时候就在乡下去世了。

我算了算，不是一九六一年吗，怎么死的呢？爸爸说我的儿子和我一样，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爸爸难过地说，爷爷奶奶在乡下没饭吃饿死的。

“我相信爸爸的话，学校总让我们参加附近生产队的忆苦思甜会，吃又苦又涩的野菜汤，我吃不下去，但一想到爷爷奶奶连野菜汤都吃不到，我一大碗就喝下去了。

那么外婆外公呢？爸爸妈妈不说话了。

真是太奇怪了。

夜里听见妈妈对爸爸说：我爸爸妈妈一去美国二十三年，也没音讯，恐怕难以生还。

妈妈还哭了。

“我明白了，外婆外公难以生还，是说他们也像爷爷奶奶一样死了吗？我才不信呢，我长大一定要去找他们，我们在‘十一’国庆节团圆，这多好啊！”

太阳的余光使我身上的紫色布裙变得很淡，很柔和，跟这城市气候最好时天空的颜色一样。

但我和丈夫脸上都像挂了一堵墙，家里像无人似的安静，只有吹风机的呜呜声在响。

我刚洗过头发。

丈夫走了过来，说：“我来帮你。”

他脸上的墙出现一扇打开的门，“我们好好谈谈，行吗？”

如果你一直是这种态度对我就好了。

我把吹风机和梳子递给他。

他一边吹我的头发，一边说，杂志社刚开过会，传达中宣部关于调整文艺方针的文件，要收缩了，纠正思想，报纸出版社杂志社属第一拨整顿。

我拔掉电插头，对他说：你有什么话直讲行不行？吹风机停了之后，房间是真的静极了。

那好，你别生气。

我看了你的小说，又没经过你的同意。

小说结局能不能改改？

我用一条花手绢把披散在肩上的头发束起来。

你写的那个班主任，她和任天水的父母在文革前有仇，任的母亲在五十年代是特级教师，而她评不上。

在文革最闹腾时期她没报复，是她身体不好，一直生病，而任的父母有海外关系，做人小心翼翼，甚至躲到偏远的小镇去。

还有一个原因，长相平庸的女人嫉恨漂亮女人。

这样的安排以及心理都写得很好。

丈夫已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抽着烟，不让我有插话的机会：“那句反标，绝非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所为，是有幕后黑手，受人教唆，当然是父母。

对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嫌疑犯，公安局岂肯轻饶，迅速查出任天水的外婆外公一九四九年不是去了美国，而是逃到台湾。

这样的写法也很有意思。”

“你既然在谈我的小说，那也得听我说话。”

“你先听我说完，行吗？”

丈夫熄掉烟，“我是编辑，天天看的稿有一打，什么样的小说题材没见过？但你是我的妻子，那就不一样了。”

“你不用说，我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