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您当然躺着，您是病人，怎么舒服怎么做。”

她这才像在家那样，躺到病床榻去。

陪妈住院以后，因为老是在她身边转来转去，就嗅见她身上有股没洗净的汗味。

我才想到，靠小阿姨给她洗澡是靠不住的。

可见其它方面托靠小阿姨的结果大概都是如此，我更加为自己把妈大撒手地撂给小阿姨就走而自疚。

从我一嗅到这股味道起就下了决心，我对妈说：“以后我再也不让小阿姨给您洗澡了，我给您洗。”

她好像很满意这个安排，从这个安排中她大概感受到了人们常说那种“老来福”

。

以后，小阿姨再要给她洗澡的时候，她也不说不让她洗，她说，“等你阿姨给我洗吧。”

给妈洗澡，是我们共同的享受。

每当我洗出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妈，给她擦干净身上的水、换上干净的衣服，我就感到一种宁静的愉悦。

趁着这个日夜相守的机会，料理了平日早该为她料理、却没有认真为她料理的一些琐事。

比如更换内裤已经失去弹性的松紧带；按照“脚垫净”

上的说明，为她治疗脚垫等等。

手术后妈奇怪地问：“我的脚怎么不疼了？”

过去她一走路脚垫就硌得她脚疼，这回我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用法，按时给她贴药换药，她的脚垫果然一天比一天小，最后竟完全消失了。

我本来以为妈的脚垫是治不好的，因为在美国的时候也曾用美国治脚垫的药给她进行过治疗，却没有什么效果。

现在家里还剩有妈那时没有用完的药，和她的一些遗物放在一起。

看来不是治不好，而是没有认真地给她治，让她的脚白受了多年的罪。

我不能说美国的药不灵，只能说中国人的脚垫和西方人的脚垫可能大不相同。

他们走的是什么路，我们，以及我们的母亲走的是什么路？他们的脚遭过什么样的罪，我们的脚又遭过什么样的罪？他们的医生只能根据他们的脚设计适合于他们的药，他们的医生怎么能理解我们的脚有过什么样的遭遇？既然不能，怎么能指望他们设计的药能治好我们的脚垫？

平时从没有拿出过这么多时间陪妈，只有在妈病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才想到好好守着她，以为这就能守住以前不曾好好守过的妈，只是，晚了！

等到她无时不在盼望的、可以和我日夜厮守的时候来了，她却抑制不住地昏睡。

住院以后，每天只有吃过晚饭到七点多钟这两个小时是清醒的。

不但昏睡，对身边的事物有时也不大清楚了。

老是把医院说成学校，把大夫说成老师，还把我们的病房说成是家里的客厅。

我想这是因为她做了一辈子教师的缘故。

她好像知道自己的意识已经不甚清楚，就更加反复地说到医院和大夫，而一旦出口，却又变成学校和老师。

可是我不能纠正她，我不愿向她证实，她的疑惑可不就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