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三十号，星期五。

一大早谌容陪我到了天坛医院，在医院党委书记带领下到了综合二病房，也就是高干病房。

和病房的主任大夫朱毅然讨论了母亲的病情，定好九月二号入院。

之后，又和谌容回到北京作协，暂借一万元人民币作为入院押金。

唐棣的钱即使马上汇来也不能提取，美金汇款一定要在银行里压三个月才能兑现。

北京作协这样一个穷单位，上哪儿去变一万元现款？幸好基建处当时有一部分为安装新宿舍楼电话准备的现款，经徐天立同志特批暂借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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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去世后听对门邻居俞大姐说，星期天，也就是九月一号这一天，妈给她打过一个电话，说：“我想见见你，跟你告告别。

明天就要住院了，这一去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

想不到后来果真中了这一戏言。

俞大姐放下电话赶紧过来看妈。

妈倒没有什么悲戚之情，俞大姐劝慰着妈：“您别这么说，很快就会好的。”

妈自己也说：“我这是小手术。”

俞大姐又问起我们要搬去的新房子，妈说：“挺好的。”

俞大姐问：“您去看过了吗？”

妈说：“没有，等我手术完了就直接搬进去了。”

那时我刚刚换到新房子，我老是想，等我把新房子装修完毕，再带妈去看房子。

这样会与旧房子有个强烈的对比，可以给她一个惊喜。

后来我一直后悔没有带妈看过新房子，虽然她的骨灰就放在我新房子的卧室里，我仍然会想，要是她的灵魂想回家看看，不认识路怎么办？

奇怪的是自妈去世后很难入睡的我，突然在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一号，妈八十一岁生日那天早晨七点多钟的时候打了个小盹，梦见我牵着妈的手，进了新家的大门，然后我给她脱下住在二里沟的时候、她常穿的那件蓝色皮猴，挂到二门外的衣架上去，刚要拉着她走进二门，就醒了。

我想妈到底还是回到新家来了，不过我又想，她没进二门我就醒了，到底来了还是没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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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像了却最后的心事，周到地表示了对俞大姐的感谢：“张洁太累、也太苦了。

我尽量不麻烦她，有什么事净找你们帮忙了。”

这话千真万确。

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妈从不愿意求人什么、欠人什么。

可是为了疼我，她也只好硬着头皮干她不愿意干的事了。

这些年我常常不在国内，即使在国内，也经常是忙着照顾我的先生，常常苦于没有分身之术。

特别在我和妈从美国回来以后，对先生的照料更是鞠躬尽瘁。

总觉得我和妈在美国尽享天伦之乐，先生却孤守北京，似乎很对不起他，便想加倍偿还这份心债，更何况我还欠着先生的大情，妈能如愿以偿地去美国和唐棣团聚，全仗先生办理的一应手续，如果没有先生的帮助，妈又怎能如愿以偿？

如此，每当我不在身边，又发生了小阿姨也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妈总是求靠邻居。

幸亏我老是碰见好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