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逝世10年之后，即1979年，&ldo;三家村&rdo;冤案平反。

1984年是吴晗诞辰75周年、逝世15周年，生前他曾任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学会事前筹备开纪念大会、出版《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他原为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建&ldo;晗亭&rdo;届时揭幕（邓小平题字），学会理事分工，我承担在首都博物馆举办&ldo;吴晗纪念展览&rdo;。

布展期间，我从定陵取来几张照片，放大展出。

开幕前夕，吴晗的胞妹吴浦月来了，面对照片，问我当时情况，我极力按捺住激动的情感，尽量把话题扯开：大约在1957年前后，吴晗要出访埃及，特地来到定陵，问我要不要带回一点关于发掘金字塔的资料。

我告诉他这类资料图书馆可以找到，从定陵出土器物看，急需一些国外对出土文物的修复、保存等书籍。

此后不久，他陪同驻埃及大使陈家康夫妇到定陵参观，顺便将厚厚一本修复文物的英文书交给我。

我试译了其中的重要章节供参考，挺费力，没译完就放下了。

说到这里，我把吴晗与陈家康夫妇的合照指给吴浦月，她一直默然不语。

我又讲述了一些多年来吴晗关心北京文物考古的事例，她仍然默默不语，后来我讲他关心定陵发掘报告以及多次指点我读书记笔记的情况。

讲述之间，也许无意中流露了我的深切怀念之情，万万没有料到，她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紧紧抱住我嚎啕大哭起来，我一时茫然，不知所措。

事隔不久，《吴晗传》作者之一王宏志来找我，说要补充一点吴晗与北京文物和定陵发掘的史实。

当时发掘报告正在编写，尚未完稿，一提定陵这块心病，我又哽咽起来，谈话无法进行。

我们是先后同学，也许他不会怪我失态。

没过多久，侯仁之教授介绍美国人马紫梅女士来访，她也要写一本英文本《吴晗传》。

事先约好时间，我有了一点心理准备，谈了一些吴晗关心北京文物事业的例子，她满意地走了。

然而就在送走马女士之后时间不长，吴浦月也带着无限悲伤和遗恨，寻找她的胞兄去了。

我满怀悲痛之情参加了她的葬礼。

定陵发掘报告久久不能问世，师友们偶尔问及原因，我也讲述一些情况，做点解释，自然也流露一点情绪。

有的同行知道一点内情，冲着我说几句歇后语发牢骚：你不就是拉磨的驴吗，报告写不写关你屁事，咸吃罗卜淡操心。

他的意思很清楚，安排不安排整理发掘报告，有领导在，你，小干部，是&ldo;小驴拉磨&rdo;，听吆喝的。

有的师长劝我：既如此，你可以考虑写一篇&ldo;备忘录&rdo;，在《考古》杂志上刊出，至少可以取得国内外同行的谅解。

发掘期间，工作记录之外，我也零星地记了些日记，以备查考。

但&ldo;文革&rdo;中大都丢失了，时间、地点、人物记不大清，&ldo;备忘录&rdo;不好着笔，一直没有写。

现在好了，发掘报告出版，一代皇陵工程终于最后结束，我如释重负，再也不用&ldo;备忘录&rd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