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

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

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

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押。

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

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

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

大哥早已避出去了。

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

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

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

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

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

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

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

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

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

他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

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

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

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

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

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

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

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

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

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

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

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

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

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

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

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

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

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

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