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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第2页）

对人也是这样，在身材达到一定限度之后，个人的身体尤其是精神在很长时间内仍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对国家来说，保存自己意味着享有通过适当方式获取国家进步所需的东西，并由此抵御外部力量的非法行为的权利。

我们常常根据清晰确凿的权利规定来研析国家间的某一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预设的前提是权利规定必须得到遵守；可是，当一件事情涉及到优劣强弱，而又没有法律、制度上的规定可依时，我们就只能权宜处理。

从保全自我的角度看，这是合适且有益的，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坦诚地考虑它自己以及其对手的需要，并通过互谅互让或公正的仲裁来寻求适当的平衡，这对有关国家乃至更广泛的人类群体都大有裨益。

当然，在这样的一种权衡中，政府和国家本身并不是终极目标所在，而只是工具性的东西，它们担负的不是它们自身的什么，而是子孙后代对于它们的信托。

所以，放弃要求和求助于仲裁都受这种委托关系的制约，因而也就不能单从自我牺牲的考虑出发而采取这类行动。

个人处理的是纯属自身的事务，所以他的自我牺牲也就是可大加倡扬的了。

所以，把眼光仅仅集中在英、俄两国的领土安全上面是不够的，虽然当今在亚洲它们最具竞争性意向。

必须考虑到这两国既有发展的需要，也有发展的权利，而这或受它们间的针锋相对态势的影响，或为亚洲本身的形势，主要是存在诸多争端的分割地带的形势所左右。

因此，我们又不能仅在英俄这两个主要争斗者的范围内探究上述问题。

对世界来说，尤其是对亚洲国家来说，发展权就意味着对亚洲的诸多问题的处理，意味着对亚洲广大地区的开发和利用，而这些很久以来是被排除在一般议程之外的。

发展取决于两个相关的因素：一是内部组织的活力，它是消除差异的力量；二是和国外资源间的交换自由。

在文明国家中，前者是国家本身的份内之事。

对国内制度而言，普遍的认识是，外来干预只有在政治发展的初始或衰亡阶段才是可被接受的。

组织问题本质上是国内问题，只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涉及外来因素。

交换自由则不同。

由于依赖于外部环境，交换必然意味着需要外部允许，它既来自于与之进行交换的对象，也来自于交换过程涉及其利益的其他外部势力。

这里不想讨论英国和俄国的内部管理方式，但如果这些方式在英、俄想得到但尚未得到的土地上的扩展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某些影响，则另当别论。

要认真考察这种影响，在决定政策时必须对其十分重视。

作为当今欧洲国家间一个明显特点是普遍的领土扩张倾向，它已造成了公共土地的相应减少；与此同时，对于那种包含有实行排他性控制之威胁的任何行为，有着更多的嫉恨。

这种控制或通过直接占领，或借助于操纵性影响，尤其是当它不是依托开放市场上的公平商业竞争，而是凭借着排他性的军事或政治力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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