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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第2页）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

他非常的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的在一块工作。

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的发展。

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

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

这一段难得的文字，不仅可以见出周恩来同志的品德与为人，同时也表达了老舍对周恩来同志的敬佩之情。

相比之下，周佛海名下的&ldo;早退&rdo;二字，愈发显示了老舍对国民党反动头目的冷漠与蔑视。

对屈膝投敌的汉奸周作人，老舍也是憎恶的。

为谴责周作人参加日寇在北平召开的&ldo;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rdo;的背叛行为，老舍与茅盾、郁达夫、冯乃超、胡风、丁玲、张天翼等十八人联名签署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注：见《抗战文艺》第一卷第4期，1938年5月14日出版。

），信中说：&ldo;先生此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人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

&rdo;

在老舍的主持下，&ldo;文协&rdo;成立以后，在推动抗日文艺活动的开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它提出了&ldo;文章下乡&rdo;、&ldo;文章入伍&rdo;的口号，引导和鼓励作家到战地去，深入现实的斗争生活，对于促进文艺为抗战服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ldo;文协&rdo;的会刊《抗战文艺》，从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在武汉创刊，到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在重庆终刊，共计出版了七十余期，整整延续了八年，是唯一的一份贯穿整个抗日时期的文艺刊物。

《抗战文艺》有一个三十多人的庞大的编委会，但实际具体处理编务的只有三、四个人，楼适夷、蒋锡金、孔罗荪、叶以群、姚蓬子等，曾经较长时间参加编辑工作，老舍则是实际的主持人。

《抗战文艺》上所载的&ldo;文协&rdo;总务部报告都出自老舍的手笔。

一九三八年初夏，武汉形势开始吃紧。

武昌遭敌机的轰炸，已经不成样子，千户街的福音堂两次中弹，炸弹就落在离老舍住处不远的地方。

为安全起见，冯玉祥先生把老舍送到汉口，汉口也照样住不下去，但是为&ldo;文协&rdo;工作的正常开展，老舍决定在汉口坚持到最后，后来经邵力子先生的再三劝促，老舍才同&ldo;文协&rdo;总部的几个人一起，于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日乘船离开汉口，穿过浩浩长江，逆流西去。

中途，老舍因病在宜昌滞留一周，于八月十四日到达重庆。

艰难的丰收岁月

老舍在重庆生活了近八年的时间。

在这里，他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最困难的阶段，也迎来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对老舍来说，重庆八年，是艰难而又丰收的不平常岁月。

老舍初到重庆，住在青年会的一间很小的机器房内，屋子又黑，响声又大，实难忍受。

后来，住房有所改善，但工作条件仍十分艰苦。

一九三九年五月初，日本飞机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青年会附近变成了火场，老舍随&ldo;文协&rdo;会所暂时移住重庆郊外的南温泉。

以后，应冯玉祥先生之邀，老舍又先后到陈家桥、歌乐山住过一个时期，一九四三年定居北碚（注：老舍在《八方风雨》中将定居北碚的时间误记为1942年，实应为1943年。

参看李萱华：《老舍究竟何年定居北碚?》，《重庆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

）。

其间，一九三九年夏天老舍曾随北路慰问团去西北慰问，同年年底返渝;一九四一年秋天，应西南联大的邀请，与罗常培先生同行，到云南讲学约两个多月的时间。

除此之外，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未曾出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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