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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第2页）

然而，&ldo;穷则思变&rdo;，那里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ldo;大本营&rdo;：不仅出了两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董必武和李先念，而且出了二百三十三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这样，黄安县后来也就改名为&ldo;红安县&rdo;。

董必武十七岁那年，中了秀才。

二十八岁时，东渡日本，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

在那里，他见到了孙中山，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九年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他曾回忆见到孙中山时的情景：&ldo;先生……指示中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特别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气短，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是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提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

&rdo;董必武：《回忆第一次谒见孙中山先生》，《新华日报》（武汉版）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

董必武从孙中山麾下转到马克思麾下，那最初是受了李汉俊的影响。

董、李本不相识。

那是一九一八年三月，董必武担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的秘书，参与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夜，蔡济民突遭靖国军唐克明部队枪杀。

董必武赶往上海，向正在上海的孙中山报告事件经过。

董必武在上海住了下来。

正巧，湖北省善后公会在上海成立，租了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五六七弄）路南的一处房子作为会址，并请董必武和张国恩主持会务。

这样，董必武便在霞飞路渔阳里住了下来。

张国恩也是湖北黄安人，跟董必武一起赴日留学，一起加入中华革命党，是董必武的好友。

他们一起住在善后公会。

斜对面路北住的也是一位湖北人，名叫詹大悲。

詹大悲与董必武早就相熟。

他曾在一九一二年任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部长。

后来亡命日本，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经詹大悲介绍，董必武结识了詹家的邻居。

那位邻居也是湖北人，刚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归来，跟董必武一见如故。

此人便是李汉俊。

李汉俊跟董必武谈苏俄，谈列宁，谈马克思主义，借给他日本版的《资本论入门》以及考茨基的著作。

李汉俊使董必武从三民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

诚如董必武自己所说：&ldo;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

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rdo;《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ldo;一大&rdo;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三六九至三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董必武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之路。

回到武汉，他和张国恩等人商议办学，培养人才。

他们设法筹集资金。

董必武还把身上的皮袍脱下典当，以作办学经费。

经过四方奔走，终于在湖北省教育会西北角、涵三宫街南面小巷里，办起了私立武汉中学校。

这所中学后来成为湖北的红色据点。

该校英语教员，名唤陈潭秋，成了董必武的密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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