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遭遇还没有达到它的最高峰。

世间上确好象有这样的一个恶魔在作弄着他们，要使得他们证明这个地上乐园确实是恶魔当道。

秀是很美貌的，她不仅是音乐家眼中的亚佛洛季蒂，她那希腊雕像式的面貌和身材使她的一位同乡，美国博士，在做着一座民间银行的秘书，也把她选拔了出来，作为花瓶供奉。

她以一个人的力量养着他们夫妻两人，生活是不成问题的。

但这位东方的亚佛洛季蒂却真象是一尊雕像。

秘书几次约她去南泉或北磅洗温泉，她拒绝了。

几次邀她去看电影的日场，她也拒绝了。

而她在1942年的冬天，却偏偏去参加了一次文化人的集会，被人怂恿着更参加了《黄河大合唱》。

这使秘书抓着了机会了，一顶红帽子便把花瓶扔出了乐园。

失业的危险早在预料中的，倒也并不那么苦痛。

好在他们的生活本来简单，摆摆地摊，变卖所有的衣物，再做些零碎的小食生意，尽管物价每天每天在那儿高涨，倒也可以勉强应付。

但不幸在三年前的秋冬之交，音乐家又感染了普通的流行感冒，更转成了肺炎，经一位美国博士的诊断，只有打盘尼西林针才可以有救。

盘尼西林在那时才到重庆不久，博士索价十五万，而且还有先付。

当时的十五万要当今天的二百五十万了，一位失业的女人哪里有这么多的钱?朋友吗?谁又能凑集得那么多?何况那年的秋冬之交正是日寇作最后的挣扎，打通大陆交通线，扫荡着湖南广西，大批的难民在朝重庆涌来，重庆的人们也正准备着作难民的时候!这怎么办?有一条捷近的路，但那路是很危险的。

那便是走向银行秘书那里去向他借钱的路。

她苦闷地踌蹰了。

但终于为了爱，为了要救自己的先生，她抱着舍身饲虎那样的心，却依然腆怯地走了那条路。

钱是借到了，十五万。

秘书当场取了她的抵押，便是她的贞操。

这事情她是决心瞒着音乐家的，当然并不是存心欺骗，而是怕伤了他的自尊心。

只要他的病能好起来，那她的这点牺牲应该是无足轻重的，她自己就象到妇科医生那里去受过一次诊察一样，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万一先生的病依然没救，那她也是决了心的，她要走另外一条更捷近的路‐‐但不是死，而是走向认真抗战、认真做人、没有人吃人的地方。

盘尼西林针打了。

先生的烧退了。

肺炎的征候也就果然消除了。

先生问到了盘尼西林针的费用，先生的秀串通了医生，说是施疗，凡是抗战军人或其家属是不取费用的。

事实本来是这样，但一切的东西只要进了目前尚黑时代的中国，便全部部进了黑市。

先生一时是被瞒着了，但这隐瞒确只是一时。

地里播下了种子不久便要迸芽，先生的秀仅仅一次的舍身，不幸的是竟受到两种细菌的感染，一种淋菌，一种是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