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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寄生阶级大约二百万人左右,其中包括将军的政府、大名的机构、武土的俸禄等。
他们要交实物税,也就是要将一定比例的收获量上缴给大名。
同样是水稻农业国,暹逻的传统赋税是百分之十,而德川时代的日本则是百分之四十,实际交纳的还要高。
在有些藩中高达百分之八十,此外,还经常有强迫徭役和无偿服务,消耗农民的精力和时间。
同武土一样,农民也限制自己的家庭规模。
整个德川时代,日本全国人口总数几乎是停滞的。
在一个长期和平的亚洲国家,这样停滞的人口统计数字足以说明那个时期的统治状况。
不论是靠年贡生活的武士,还是生产者阶级,这个政权对两者都实行了斯巴达式的严格限制,但在每个下属与其上级之间也有相对的可依赖性。
人们都很清楚自己的义务、特权及地位。
如果这些受到损害,最贫困的人也会提出抗议。
即使处于极度贫困,农民也进行过反抗,不仅对封建领主,而且也对幕府当局。
德川氏统治的二百五六十年间,此类农民起义不下一千次。
其起因并非由于&ldo;四公六民&rdo;的传统重赋,而是抗议累增的赋税。
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他们成群结队涌向藩主,但请愿和裁判的程序则是有秩序的。
农民们写好请求匡正苛政的请愿书,递呈藩主内臣。
如果请愿书被内臣扣压,或者藩主置之不理,他们便派代表去江户把状子呈送给幕府的将军。
在一些有名的起义中,农民在江户城内的大道上拦截幕府高官的乘舆,直接呈递状子以保证不致被扣压。
尽管农民呈递状子要冒极大风险,但幕府当局收到状子后则立即审查,其判决约有半数对农民有利。
然而,幕府对农民请求所作的判决并没有满足日本对法律和秩序的要求。
农民的抱怨可能是正当的,国家尊重他们也是可取的。
但是,农民起义领袖则已侵犯等级制的严峻法令。
尽管判决对农民有利,可是农民起义者已经破坏了必须忠贞这一基本法律,这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他们要被判处死刑,不管他们的目的如何正确。
甚至农民们也承认这种无法逃脱的命运。
被判处死刑的人是他们的英雄,人们聚集刑场,起义领袖被投入油锅、被砍头或被钉上木架,农民群众目睹行刑也决不暴动。
这是法令,是秩序。
他们可以在事后建饲,奉之为殉难烈土。
但对于处刑,他们却认为这是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等级制法令的核心,必须接受。
简而言之,德川幕府历代将军都力图巩固各藩的等级结构,使每一个阶级都依靠封建领主。
大名在每个藩中居于等级制的最高地位,对其属下可以行使特权。
将军在行政上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控制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