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和陈玉成之间在援救安庆问题上曾发生过争论。

李秀成对此的态度是很消极的。

其原因在于他一心只想保持江南地区。

固然在当时集中全部力量去和湘军为争夺安庆一地而进行决战，是不对的，但是把天京以西的地区置之不顾，只守住苏、杭地区显然也是错误的。

反革命头子曾国藩在陈玉成、李秀成先后进兵湖北、江西时曾说：&ldo;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

……贼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

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rdo;1。

同时他又说：&ldo;逆党之救援安庆，其取势乃在千里以外，江西被陷一郡五属，湖北被陷二郡十一属，皆所以掣官军之势，解安庆之围。

论者多思撤皖围之兵，回顾腹地之急，又有谓宜弃皖南祁黔等县（这是指他的大本营所在地，皖南的祁门、黟县‐‐引者），敛兵退保江境者。

鄙意，皖围弛则江北之贼（指陈玉成‐‐引者）一意上犯鄂境，黟祁退，则江南之贼（指李秀成‐‐引者）一意内犯抚建（指江西的抚州、建昌‐‐引者），故始终仍守原议&rdo;1。

曾国藩的这些话证明，太平军深入敌人后方已经在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意见分歧和混乱，曾国藩自己也不能不忧虑震动。

曾国藩孤注一掷，集中他的几乎全部的兵力围困安庆，是为了进攻天京作准备，并把太平军都吸引到这一方面来。

太平军反其道而行之，到敌人的空虚的后方纵横活动，迫使敌人分散其兵力而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本来是最聪明的策略，但是太平军不是自觉地执行这一正确的策略，因而也就不能坚持它。

他们总是舍不得已经到手的一点东西。

李秀成和陈玉成，一个以保持富庶的江南为满足，一个则倾全力来争夺安庆这一个城市，结果就使曾国藩这个顽强的反革命头子坚持用围困安庆来迫使对方处于被动地位的策略反而如愿以偿。

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起，陈玉成以全力进攻围困安庆的湘军。

湘军用水师控制了长江，它对安庆的包围已经营了几年，为抵御和击退反包围的援军作了充分的准备。

这场争夺安庆的会战连续进行了五个月，陈玉成的部下虽然战斗得非常勇猛，但安庆城终于在八月初被敌人攻破，陈玉成只能率领余部撤退。

英勇地牺牲在这场会战中的太平军至少有两万多人。

如果太平军这时不是集中很大的兵力在安庆城外决战，而是由陈玉成、李秀成及其他部队很好地互相配合，坚持&ldo;取势于千里以外&rdo;深入敌人后方，打击敌人，分散敌人的兵力，那么曾国藩的所谓&ldo;始终仍守原议&rdo;其实是坚持不下去的，不但安庆之围有可能解除，而且整个战局可能改观。

他们不这样做，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失算。

安庆失陷后，天京以西几乎完全成了敌人的天下，而只是在苏、杭地区太平军还暂时地保持着优势地位。

（二）捻军及其与太平军的合作

在河南和安徽的淮北地区，早在嘉庆年间农村里就有一种秘密组织。

人们认为它是起义失败了的白莲教的遗党。

当地农村中迎神赛会时要搓纸燃油，所谓&ldo;捻&rdo;即由此而得名。

当时人记载说：&ldo;每一股谓之一捻。

小捻数人、数十人，大捻二三百人。

自嘉庆甲戌年（嘉庆十九年，1814年）起，至今不绝，年丰则少靖，岁歉则横行&ot;1。

&ot;方捻寇之初起也，不过饥穷乌合之徒，所至遮略剽杀，过城寨不攻，遇大军则走。

&ot;2可见这是饥寒交迫的农民的求生挣扎的一种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