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资本很早就在中国建立银行。

其中主要的有英国的&ldo;印度澳州和中国银行&rdo;（即麦加利银行，它于1858年设分行于上海，它的总行在伦敦，1853年成立）和&ot;香港和上海银行&ot;（即汇丰银行，它在1864年设总行于香港，而于1865年设上海分行）。

这两个银行渐渐成为英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的中心机关。

它们初期的业务除了适应外国在华商人汇划方面的需要以外，还进行商业投机，对中国商人和清朝政府进行高利贷款，吸收中国的官僚、地主、商人的资金，在中国发行钞票，控制中国的金融。

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的许多中国商人的旧式钱庄，实际上渐渐地成了这些外国银行的附庸。

以这些外国银行为核心，加上与它们相联系的从事出入口贸易的外国公司（&ot;洋行&ot;），通过中国的买办商人、买办性的钱庄等等，渐次形成了一个笼罩在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头上的沉重的剥削网。

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银行和企业，没有任何合法根据。

资本主义外国在已经强迫清朝政府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中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就是因为它们当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的形式主要的还不是资本输出，而仍是商品输出。

在这三十年中，它们在中国，除了实行直接的经济掠夺外，主要的还是由控制中国的出入口贸易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反太平天国战争后，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完全被帝国主义列强所直接把持。

前面已经说过，早在咸丰四年（1854年），在上海，英、美、法领事已经从买办官僚手里取得了当地的海关管理权。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原任上海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被清朝官方任命为总税务司。

李泰国由于下面将要说到的为清政府到英国购买一支舰队的事件而于同治二年（1863年）去职，继任者是英国人赫德（他担任总税务司达四十五年之久，直到1909年）。

在赫德手里建成了在外国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中国海关制度。

按照这种制度，在同治三年（1864年），中国沿海十二个商埠（包括台湾的两个在内）和沿长江的九江、汉口的海关的税务司都由总税务司委派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担任，税务司以下的较高级职员也全是外国人。

以后新增的海关都照此办理。

税务司在名义上是清政府所派的海关监督的助理，实际上，各税务司都只向总税务司负责。

总税务司设官署于北京，外交部性质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授权总税务司管理全部的海关工作。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所规定的&ot;赔款&ot;由关税收入中逐年扣交，所以这些洋税务司起着监督中国海关收入以保证对英、法的赔款如期偿清的作用。

到了同治五年（1866年）已经偿清了这些赔款后，这种殖民地管理性质的海关制度仍然保存着，并继续起着这种性质的监督的作用，因为在和平时期，帝国主义列强仍以各种名义向中国进行勒索，一般都由关税收入支付。

清朝官方向外国借债（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债虽然还不大，但已有好几笔）也都以关税作担保，还有向外国购买军火的钱多半也是用关税收入支付。

腐朽的清朝政府丝毫无意于改变这种海关制度，他们甚至认为与其由自己的官僚机构管理本国的海关，宁可让洋人管理为好。

第一次鸦片战争造成了所谓协定关税的制度，进口货物的税率已经大大降低。

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又强迫清朝政府按值百抽五的原则进一步降低进口税率。

例如，按1843年的进口税率，棉花是百分之六点五四，棉纱是百分之六点九四，1858年以后，则分别降低为百分之五点七二和百分之四点八六，印花布甚至从百分之十四点二五降到百分之四点九八。

这时规定的税率一直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