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柴可夫斯基的病因、死因问题上，的确拿不出确凿的证明来说明事实真相，但生活中事物是有合理的逻辑可循的。

《第六交响曲》似乎起了助长谣传泛滥的作用。

但很少有人想到，《第六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1893年2月到3月间即在恶性事件发生半年前写的，而《第六交响曲》的创意则是在更早的1891年5月。

柴可夫斯基原来准备要写的《生活交响曲》的绝大部分构思都反映在他后来写的《第六交响曲》中：&ldo;末乐章，死‐‐毁灭的结果&rdo;，&ldo;第四乐章以死结束&rdo;。

如果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把《第六交响曲》看作事先想好的与生命告别，那就是说，早在实施这一计划的两年前就预谋好了，这实在是过于大胆的设想，那么与此相联系的所谓&ldo;公意法庭的审判&rdo;也就不攻自破了。

卡什金在回忆和柴可夫斯基的最后一次谈话时说：&ldo;我还要提起一点，依我看，认为《第六交响曲》与作者的死有什么联系，想在其中找到死的预感或是给活着的人留下什么遗嘱，这是没有根据的。

我和柴可夫斯基最后的见面，没有给我留下这种印象。

&rdo;卡什金还回忆说，柴可夫斯基在去彼得堡指挥自己的最后一个音乐会之前对他的《第六交响曲》的末乐章曾表示过怀疑，他说，他觉得最后一个乐章还有问题，可能在彼得堡演出后，要把这部分去掉，换新的。

如果柴可夫斯基在《第六交响曲》演出的两年前就已想好交响曲以&ldo;死&rdo;结尾，那就不会有他对卡什金说的那些对末乐章表示怀疑的话。

由此看来，把《第六交响曲》与柴可夫斯基的死相联系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奥尔洛娃提出的关于柴可夫斯基自杀而死的说法的拥护者们现在又会回到关于柴可夫斯基的病情和死亡报告，以及死后的卫生预防措施的问题上来。

在柴可夫斯基病逝的当时，关于他的病情和去世的报道，医生的说法和莫杰斯特的说法在细节上是有不同。

比如，那杯致命的生水究竟是什么时候饮用的?是20日，是21日?还是那几天他曾多次喝了生水?对于这些细节的研究，人们无法找到确凿证明。

但这里重要的是，乌&iddot;勃&iddot;别尔金森医生已坚决批驳了柴可夫斯基是死于自杀的说法，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尤&iddot;里&iddot;达维多夫也有过与他相同的表态，说明柴可夫斯基确实死于霍乱，这同样有据可查。

柴可夫斯基的突然逝世，使当时在他身边的亲人、朋友们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他们对柴可夫斯基从发病到死亡的整个过程的回忆和叙述，在细节上不完全一致，是可以理解的，抓住那些细节上的不一致大作文章，而避开那么多有理有据对问题的实质性分析是不对的。

至于说到在柴可夫斯基死后所采取的卫生预防措施，其实也是无可挑剔的，当时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手段，对柴可夫斯基的遗体和周围环境都做了消毒处理。

奥尔洛娃所谓&ldo;预防措施不规范&rdo;是没有根据的，这更不能成为她所说的柴可夫斯基死于自杀的依据。

柴科夫斯基生平和创作年表

1840年4月25日（旧历）诞生于沃特金斯克市的一位官办冶金厂厂长兼采矿矿山工程师伊里亚&iddot;彼得洛

1848年柴可夫斯基的家庭在莫斯科、彼得堡、阿拉帕耶夫斯克等地生活。

1850年柴可夫斯基入彼得堡法律学校学习。

1854年柴可夫斯基的母亲去世。

1855年‐1858年从师p&iddot;b&iddot;裘尔金格学弹钢琴。

1859年自法律学校毕业，入司法部任职。

1861年首次出国旅行（赴德国、比利时、英国、法国）。

秋天入俄罗斯音乐协会举办的学习班。

1862年入彼得堡音乐学院学习。

1863年辞去司法部职务。

1862年‐1865年在音乐学院从师安东&iddot;鲁宾斯坦学习管弦乐，从师札连姆巴学习音乐理论。

写作早期重要作品：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作《大雷雨》写序曲（1864）、f大调和c小调序曲（1866）、降c大调弦乐四重奏（1865）、大合唱《欢乐颂》（1865）。

1865年自彼得堡音乐学院毕业，获银质奖章（12月）。

毕业典礼上演出大合唱《欢乐颂》。

1866年‐1877年由尼&iddot;鲁宾斯坦介绍去莫斯科开始教学工作。

在莫斯科生活，间或出国旅行（去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

在莫斯科进行大量的作曲和教学工作，并从事音乐评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