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政以来，五年于兹，焦心劳思，以求治理，日望诸臣以嘉谨入告，匡救不逮。

乃疆国未因，水旱频仍，吏治堕汗，民生憔悴；保邦制治，其要莫门！

诸王大臣皆亲见祖宗创业艰难，岂无长策？而未有直陈得失者；岂朕听之不聪，虚怀纳谏有未尽欤？天下之大，机务之繁，责在一人，而失所辅导；朕虽不德，独不念祖宗培养之泽乎？其抒忠荩，以慰朕怀！

过了几天，更明文规定，京官七品以上，外官知府及副将以上，&ldo;各举职事及兵民疾苦，极言无隐。

&rdo;皇帝有这样的诚意，汤斌觉得自己不说话，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不许可的。

于是他写了一道&ldo;敬陈史法&rdo;的奏疏，送了上去；奉旨发交&ldo;所司大学士&rdo;拟议，因而惹得他的长官，大为不满。

汤斌对修明史的见解，不是人云亦云的陈言，确有深入而不易为一般人所觉察的发现，他说，明朝的实录，亦有未必可信的，如明成祖夺他侄子建文帝的天下，即有许多隐讳。

其次，明朝二百七十余年，&ldo;英贤辈出&rdo;，虽未做官，而懿行至性，可为楷模，而这些人物在实录及史馆的传稿中，是没有记载的。

复次，正史中除了皇帝的&ldo;纪&rdo;和皇后以下的&ldo;传&rdo;以外，还有综述天文、地理、职官、科学，以及兵刑、财赋、艺文的&ldo;志&rdo;；列陈诸侯宰相的&ldo;表&rdo;，如果&ldo;不得其人，不历其事，不能悉其本末原委&rdo;。

因此，他对修明史的办法，归纳为八个字的宗旨：&ldo;立法宜严、取材贵备&rdo;；完备的史料，存在于民间，&ldo;今日时代不远，故老犹存，遗书未烬&rdo;，正该及时&ldo;开献书之赏，下购求之全&rdo;。

搜求遗书，原是大家一直在谈的，但从没有人像汤斌般说得这么切实。

汤斌的用心，是要保存历史的真相；而那般贰臣，最好淹没真相，免得他们出乖露丑，因此他的建议，成了逆耳之言，但道理上站得住，不好说什么。

终于，他们抓到了他的&ldo;毛病&rdo;。

汤斌说：宋史修于元朝至正年间，特别传述文天祥的忠；而在顺治元、三年间，前明诸臣，也有&ldo;抗节不屈，临危致命&rdo;的，这与叛逆不同，&ldo;宜令纂修诸臣，勿事瞻顾，昭示纲常于世&rdo;。

这段话在汤斌就事论事，只为纲常名教着想，无意于语中带刺，讥嘲什么人；但在那些身受明朝重录，而又靦颜事清，好官自为的大老来说，却有刺心之痛，切骨之恨。

汤斌的官职是国史院检讨，所以&ldo;内三院&rdo;‐‐－一宏文院、秘书院、国史院的大学士，都是他的长官；当然，真正的长官是国史院大学士。

那时的国史院大学士有两个，一个名叫党崇雅，陕西宝鸡人，汤斌出生之前两年，他就中了进士，在明朝的官做到户部侍郎；人清后，老病侵寻，不大管事。

管事的另一个国史院大学士，在明朝也是个情郎；他是苏州密迩的吴江人，名叫金之俊，字岂凡。

李自成破京师时，他曾饱受凌辱；多尔衮入关，降了清朝。

虽事二姓，却与同时的贰臣，冯铨的无耻、刘正宗的忮刻、王永吉的奸猾，有所不同，总算是个有心人。

有名的&ldo;十不从&rdo;，就是他的创议。

据说当多尔衮招降明臣时，他曾提出一个条件，要答允他十件事，方肯投降。

多尔衰找了他来，当面询问；他所作的要求是保留一部分汉家的衣冠文物，概括为十从十不从：

开宗明义第一款，&ldo;男从女不从&rdo;，男子薂敫发，女子仍旧梳原来的发髻，不跟旗人妇女学梳&ldo;两把儿头&rdo;或者&ldo;燕尾&rdo;。

男子生前守清朝的法度，死后的丧仪，仍用明朝旧俗，这是&ldo;生从死不从&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