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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第2页）

上海公共租界自一九二八年起，准许由“高等华人”

组织的“纳税华人会”

选举华人董事三人（一九三○年起增至五人）、华人委员六人参加租界的行政机关工部局。

“纳税华人会”

章程规定有下列资格的可为会员并有选举权：一、所执产业地价在五百两（按指银两）以上者；二、每年纳房捐或地捐十两以上者；三、每年付房租在五百两以上而付捐者（按上海公共租界规定出租房产的房捐，由租用者负担）。

有下列资格并住公共租界五年以上者，可以被选为“纳税华人会”

代表大会代表及被推选为工部局的华人董事、华人委员：一、年付房地各捐在五十两以上；二、年付房租一千二百两以上而付捐者。

本文所说的“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

，是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纳税华人会”

市民组举行第十二届选举时，按上述条件统计的会员数，其中有选举权者二千一百七十五人，有被选举权者二千二百九十人。

〔7〕赐同进士出身明、清科举制度规定，举人经会试考中后又经殿试考中的，分为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8〕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一二八战事后，蒋介石、汪精卫曾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

为饰词，掩盖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勾结、执行不抵抗政策的真相。

如一九三二年二月，汪精卫在徐州演讲中谈中日外交问题时，便说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并解释说“因为不能战，所以抵抗；因为不能和，所以交涉，是以抵抗和交涉并行。”

〔9〕“小贫”

这个词见于孙中山所著《三民主义》一书中《民生主义》第二讲：“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

其实中国的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

孙中山的意思在于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着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斥和打击，因而难以发展；但后来中国一些资本家曾利用这句话来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区别。

〔10〕“国货年”

上海工商界曾把一九三三年定为“国货年”

，并于该年元旦举行游行大会，进行宣传。

〔11〕“君子之中庸”

二句，语出《礼记·中庸》：“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

我向《自由谈》投稿的由来，《前记》里已经说过了。

到这里，本文已完，而电灯尚明，蚊子暂静，便用剪刀和笔，再来保存些因为《自由谈》和我而起的琐闻，算是一点余兴。

只要一看就知道，在我的发表短评时中，攻击得最烈的是《大晚报》。

这也并非和我前生有仇，是因为我引用了它的文字。

但我也并非和它前生有仇，是因为我所看的只有《申报》和《大晚报》两种，而后者的文字往往颇觉新奇，值得引用，以消愁释闷。

即如我的眼前，现在就有一张包了香烟来的三月三十日的旧《大晚报》在，其中有着这样的一段——“浦东人杨江生，年已四十有一，貌既丑陋，人复贫穷，向为泥水匠，曾佣于苏州人盛宝山之泥水作场。

盛有女名金弟，今方十五龄，而矮小异常，人亦猥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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